导论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第二节 研究思路 第一章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第一节 对思维框架及其概念使用的检讨 第二节 范式检视与方法调整 第二章 儒家道德观作为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 第一节 儒家伦理准则与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沟通 第二节儒家道德观对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气质模塑途径 第三节文明类型与儒家道德观视野中的“健讼之风” 第四节迈向文明类型变迁视野的反思 第三章 “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 第一节 宗族族谱与文人日记中的争讼记载 第二节 官员们眼中的词状纷繁景象 第三节 词状的分类构成 第四节 明清地方官府面临的词讼压力 第五节“鼠雀细事”及其讼争之物 第六节“诉讼社会”的区域错综性 第四章 “讼费高昂”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 第一节 清代关于“讼费高昂”的笼统描述及其印象流传 第二节 清代诉讼费用具体数额实况 第三节 在无度和有度之间：清代的司法陋规名目及其收取数额 第四节 “讼费高昂”话语所蕴含的主客观意涵 第五节 “讼费高昂”话语所反映的表达性现实 第五章 讼费压力下的诉讼策略与经济理性 第一节 对学界以往观点的检讨 第二节 词讼繁滋皆因讼棍胥吏百端煽惑？ 第三节 当事人一方在其内部由众人分摊讼费 第四节 “官司打半截”诉讼策略具有的某种经济理性 第五节 诉讼策略对讼费“高昂”程度的某种消解 第六章 财政制约与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健讼之风”问题 第一节 清代州县衙门的理讼能力 第二节 因循运作的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 第三节 清代司法体制背后的财政制约因素 第四节 从民国看清代 第五节 “制度资源”的因循固封 第七章 州县官实际任期变化趋势对“健讼之风”的影响 第一节 “判决确定力观念的不存在”的学术解释力再审视 第二节 新官上任与州县衙门所收词状数量高峰的到来 第三节 州县官实际任期逐渐缩短的总体趋势 第四节 州县官实际任期缩短背景下强调本地“健讼之风”的多层用意 第五节 “制度资源”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大趋势的总体回应 能力 第八章 健讼之风与“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 第一节 清代官方对贪利讼师形象的整体刻画与渲染 第二节 实虚之间：贪利讼师形象的案例原型与文学创造 第三节 清代讼师案例中所见的代写状词收费情况 第四节 与官代书收费情况的比较 第五节 讼师收入水平的分化 第六节 通过讼师形象整体污名化的社会控制 第九章 “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力量及其复合功能 第一节 讼师与恶报：宋元明清不同类型文本中的叙事传统 第二节 “讼师恶报”的故事类型与话语模式 第三节 “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复合功能 第四节 “讼师恶报”话语的力量及其局限性 结语 附录“案多人少”的应对之道：清代、民国与当代中国的比较研究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