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文集的基础，是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产权与制度变迁》及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本。此次新版，因为增减了数篇文章，编辑建议更改书名，这才有了读者面前的这本“新书”。

此次新增补文章共5篇。第一篇也是最新一篇“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发表于2017年第16卷第3期《经济学》(季刊)，在重新厘定概念的基础上，阐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转变的经济逻辑。核心概念当然还是科斯的“交易费用”，不过对于曾经禁止市场交易的非市场经济体而言，“交易费用”概念需要恰当拓展，才适用于带强制性的经济活动。于是，“制度成本”应运而生并广为流行。不过，作为经济行为至关紧要的约束条件，“制度”并不是单项的、孤立的变量，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体系”。这样来看，阿罗在1968年对科斯交易费用的阐释——“交易费用就是经济体系运转的成本”——反而更值得注意。本文将“成体系的制度成本”简称为“体制成本”，与中国经验更为契合。中国人讲的改革，难道还不就是“体制改革”？以此为前提，本文用体制成本的下降和重新上升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在近年遭遇的挑战。可供商榷的论断是，如果做不到持续大幅降低体制成本，“中国奇迹”难以为继。

增补的第二篇文章，是“货币体制与经济增长”，讨论的是比流行热门话题——货币政策——更为基本的货币体制。那也是成体系的制度，特别与财政、市场准入和一般产权界定及保护等制度关系密切，必须联系到一起才足以理解和分析货币现象。

第三篇增补的是关于新医改方案的一篇辨析，旨在区分医疗服务领域政府作为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边界。文章的论点是，处理医疗服务严重的供需失衡，要让市场机制在服务准入和医药价格形成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对公共卫生负全责，也可在财政许可的条件下恰当补贴低收入患者，但必须消除一般医疗服务在市场准入和医药价格方面的不当管制。舍此，我国新医改难逃“夹生饭“的尴尬境地。

第四篇增补论文，“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写于2008年，是回顾中国改革30年经验的一篇理论思考。依照列宁当年的构想，像俄国这样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过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作一家超级公司来运行。由于国家权力并没有给市场活动留有合法空间，计划经济似乎就不受“交易费用”的困扰，但这个超级国家公司，却不得不受到由科斯企业理论所定义的另外一种成本——“公司的组织成本”——的决定性影响。从这个视角看，如何节约耗费巨大的国家超级公司的组织成本，就是计划经济改革的动力学。

原版本里关于电信改革的三篇文章此次一并删除。从全球范围看，起于90年代的中国电信体制改革还可算是位先行者。改了多年，取得不小进展，比政企不分的独家行政垄断，进步不可以道里计。可是在基础电信方面依然不能越出数家国有控股公司有限竞争的“市场”，对民营经济进入依然壁垒高立。反映到资费和服务质量上，离世界先进水平尚有距离，时至今日还需要中国政府总理直接喊话降低资费、改善服务，说明深化改革，尚有必要。

关于公有制企业改革的经验研究，还是原来那几篇。补上“人力资产的产权研究”一文，其基本思想在其他几文中都有显现。这也是观察分析公有经济改革的基点，即人的能力归根结底由人自行支配，这在任何体制下都不会被改变。区别在于，不承认人力资产产权的体制，总也做不到人尽其力，势必在竞争的压力下变革体制。现代经济增长，终究要靠人尽其才、人尽其力。从这一点看，国企改革的停滞一定不能持久。

在农村和土地体制改革的一组文章里，删除了中俄比较那一篇。与“老大哥”对标，看来从来没有在中国改革中发挥过很大影响。不过更一般地看，当不少发达国家的政策取向偏于“贸易保守主义”的时候，过去“以开放促改革”的策略究竟还起什么作用，倒是值得关注。看起来，从本国实际出发推进体制变革，对中国越来越重要。

最后，收入前两版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经济学方法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从过去为文集殿后，变为开篇。作者以为，固守此种既不时髦也不流行的方法论，还是开门见山交代一下，比较妥当。

“原版序言”保留，在前言后单独印行，便于读者知道当时编印文集之初衷。

衷心感谢本文集各篇论文在发表时所遇到的令作者永远心存感激的各位编辑，他们是唐宗昆、乔桐封、邓正来、殷练、刘国恩、郝小楠。没有他们的精心编辑、努力协调与勇于担当，这些文章不可能以现在的面目呈现给读者。


周其仁
2017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