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王邦維
陳明又要出一本書,書名是《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詞語研究》。他把書稿發給我,希望我爲他的書寫幾句話。這些年來,陳明很努力,研究中取得不少成果,成績突出,出版的書也有好幾種。其中最早的三種,我也寫過序, 現在還讓我寫序,好多話我已經説過,陳明也早已經成爲一位成熟的學者,他在他研究的一些領域内,甚至可以説小有名氣,我還能寫些什麽呢? 我因此有些猶豫。
不過,思量一陣之後,我還是答應了陳明,原因之一,是有關根本説一切有部以及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以及義净的研究,無論是書,還是文章,我一直有興趣,也一直很注意。而且這也讓我想到更多一些學術上的問題。
最早知道“根本説一切有部律”這個名字,已經是快四十年前的事。1979年秋,我到北京大學,跟季羨林先生念研究生。作爲季先生的學生,很自然的一件事,是找來先生的著作,不管讀得懂還是讀不懂,先讀一遍,有的還得讀不止一遍。季先生的書,當時能找到的,有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印文化關係論叢》,書中收有季先生1950年寫的一篇文章《記“根本説一切有部律”梵本原本的發現》。讀過這篇文章,我知道了三件事:第一、古代印度的佛教分派 别,稱作“部派”,其中一派叫“根本説一切有部”;第二、佛經包括經、律、論三個部分,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律,其中包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三十年代,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一個牧牛的孩子在一座古塔裏發現許多梵文的佛教經卷,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本説一切有部律”;第三、“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中國古代有漢譯本,翻譯的人,是唐代的義净法師。
我是初學,剛入門,季先生的文章,讓我長了不少的新的知識。我没想到, 我後來的經歷,真就跟“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以及義净有了更多的關係。那就是我從1979年到1982年,在季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我的碩士論文以及1983到1987年期間完成的博士論文。兩篇論文,後來都在中華書局出 版了,出版時的書名,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另一部是《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這都是義净的著作,我的工作,是對義净的原書做全面的整理和校勘,加上詳細的注釋,再加上撰寫一篇研究性的前言。前言的篇幅不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的一篇,大約2萬字,《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的一篇,則有將近20萬字。
義净是中國歷史上到過印度,最後成功回來,同時還留下著作的最著名的三位求法僧之一(另兩位是法顯和玄奘)。義净一生,求法與譯經,成就都很大,其中最突出的,是把當時印度佛教最有影響,也最流行的戒律“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帶回中國,并且翻譯了出來。今天研究印度佛教的歷史和文獻,尤其是律部的文獻,離不開義净的漢譯,也離不開義净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内法傳》書中提供的豐富的信息。
對於佛教史的研究而言,部派是一個討論了將近一百年的老問題。所謂“部派”究竟指的是什麽? 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説法固然有多種,但在我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佛教最初分裂爲部派,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爲律方面的問題。這一點,我在《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的“前言”裏做過詳細的討論。與此相關的,是佛教文獻,尤其是其中的律典。一個很明確的事實是,佛教文獻的傳承,歷史上有多個體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部派。義净講到的“根本説一切有部”,雖然名字出現得比較晚,但却曾經是印度佛教最主要,也最有影響的部派之一。根本説一切有部的文獻,對於瞭解佛教文獻發展的歷史,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至於義净翻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律”,我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一書的“校注前言”裏把它們做過一個簡單的列舉,列舉之後,補充了一句話,“它們中有的梵文原本已在近代被發現,因此譯本和原本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是我三十多年前的看法,其實當時還該補充的一點是,藏文《甘珠爾》中的律典,也屬於根本説一切有部。漢地傳承的佛教戒律,曾經有過多種。西藏則不一樣,傳承的完全是根本説一切有部的律。而且藏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的律,内容上還更全,更完整。
因此,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可以做的,首先就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梵本與漢本的對比研究,還有是梵本與藏本,同時再加上漢本的對比研究。上面提到的季羨林先生的文章,雖然不長,討論的問題範圍也不大,但爲此開了先河。
這樣的工作,我多年前就想嘗試做一點。1996年,應重慶出版社的約請, 我把自己有關義净的文章集合在一起,編成一本書,書名《唐高僧義净生平及其著作論考》。在書的“前言”裏,我提到“書中本來應該至少有一兩個章節專門討論他的翻譯工作”。可是時日易得,轉瞬二十多年過去了,當年雖然有這樣的設想,但至今也没有着手。原因固然可以找出一些,但最大的原因,還是自己不努力。不過現在好了,陳明現在所做的工作和出版的這部書,正好就在這個題目的範圍之内,而且陳明的研究確實也做得很好。這讓我很高興。
讓我高興的還不止如此,我們的另一位研究生,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研究在西藏發現的一部梵文經典《律經》。《律經》的作者是德光。從傳承上講,《律經》就屬於根本説一切有部,是一部解釋和發揮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學理論的著作。瞭解印度佛教同時也瞭解西藏佛教的人都知道,《律經》不僅在公元七世紀時的印度很有影響,以至於義净介紹印度佛教的大師們時專門説了一句“德光乃再弘律藏”,傳到西藏以後,對西藏佛教戒律的理論與實踐也同樣有過重要的影響。這位研究生,十年前畢業,但他一直還在繼續他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在西藏發現了《律經》的一個以前不爲人知的梵本,還在已知的藏譯之外,發現其他的藏譯。
類似的研究,中國的學者過去少有發言的機會,但現在的情况則有了很大的改變,我們不僅可以做這類很專門的研究,而且能够做得與國際上高水平的學者一樣的好,甚至更好。這當然讓人覺得高興。這方面的研究,每一項成果,只要做得好,都會增加我們對佛教文獻及其發展歷史的瞭解。
説到中國學者在相關研究上可以着力之處,與義净漢譯的佛經有關,我又想到上個世紀德國的一位學者JohannesNobel(1887-1960)。他整理出版的梵藏漢對照的《金光明經》的校勘本,其中的漢譯部分,使用的就是義净的譯本。JohannesNobel與中國的 陳寅恪先生相識,當年都是德國學者Heinrich Lüders的學生。JohannesNobel的研究,有些地方還曾經得到陳先生的幫助。陳先生後來在中國發表的文章,也不止一次地提到義净翻譯的《金光明經》。在他們看來,義净的漢譯,是研究的重要材料。陳明現在的工作,對照梵本,討論義净漢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中詞語,從大方向講,也可以説是繼承了這些學術前輩們開創的研究傳統。
總之,關於義净和義净的著作,包括他漢譯的各類佛經,以及佛教的根本説一切有部,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歐洲和日本的學者早做過一些。大半個世紀前,陳寅恪先生有所注意。六十多年前,季先生在中國開了個頭。與過去比,今天各方面的條件,無論是研究資料,檢索手段,學術信息的交流,更好了許多,我們真應該利用這些條件,做更多的事。以今天中國的情况看,學者,尤其是年輕的學者們,只要認真,一定會做出好的成績。陳明就是一個例子。
最後,説一句話,祝賀陳明的這本新書的出版。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他還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