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建构的著作中，亚历山大·卢金的英文版的《熊看龙──18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中国理念和俄中关系演变》，应该是最全面、最扎实的研究著作。该书以分历史阶段和分主题的方式，展开了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的发展，如帝俄时代、苏联时代、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以及俄罗斯边境地区的中国形象和俄罗斯的中国台湾形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中国形象。卢金长期供职于外交研究机构，研究方法灵活多样，大量使用第一手俄文资料和英文资料，在俄罗斯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时期（指20世纪90 年代以前），卢金更多地使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材料，为该书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基础，在苏联解体以后的部分，更多地借助于大众传媒资讯和社会民调机构的调查分析展开自己的观点，因而其叙述鲜活而且富有视角冲击力。它还展示了一般研究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的著作的盲区，即被多数研究者忽略的一些层面：如俄罗斯的19世纪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者对中国的认知，20世纪末俄罗斯边境的中国形象和俄罗斯人对中国台湾的想象等。
该书的第四章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的时间段直接连接到现今。第四章的题目是“朋友，敌人，抑或效法的榜样──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中国形象”指出了俄罗斯公众对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复杂态度，有的赞赏，有的有保留地肯定，共产党人等鼓吹同中国建立紧密的盟友关系，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在国际上持平衡政策，而包括日里诺夫斯基等在内的人士则把中国看成是俄罗斯的敌对者。 卢金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大众传媒研究，他认为，“总的来说，作为与俄罗斯拥有共同边界的最大的邻国，中国在俄罗斯的媒体中是被相当地低估的。” 在出现国际关注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如1996年围绕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美出现冲突、1997年香港回归时，“在有双边的重要访问时，作为传达接触和双方合作的正面的信息，通常会出现介绍中国的经济改革、文化和艺术的评论和文章出现在新闻专栏和节目中。其他关于中国的信息是相当零碎的。” 卢金也用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通过介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1997年主持的调查《中国改革：对俄罗斯是挑战，还是威胁》和其他资料，来梳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虽然卢金用了“中国形象”（Imager of China）的概念，但是卢金所采用的是国际关系研究、媒体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其实质则是要厘清俄罗斯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他基本没有顾及形象学的基本学术思路，即异国形象是如何在注视者的集体想象中生成的，他没有考察生成中国形象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然更没有考虑注视者自我意识对形成异国形象的干预作用。我们在下文中会讨论由于卢金不考虑这种自我意识而造成的偏差。
美国的B.W.Maggs的《十八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中国》也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作者认为：“要研究对一个国家的印象问题，当然不能全靠信史，而是要从文学，或是反映历史的文学作品中去看。” 该书从俄国传教士到中国的游历，到俄国的中国旅行者，俄罗斯政府派到中国的官方代表和文学作品中传播的中国等方面，研究十八世纪俄罗斯的中国形象。该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将当时俄罗斯的翻译的欧洲作家写的有关中国的作品纳入了研究视野。与前一本书相似，《十八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中国》也没有考虑俄罗斯人想象中国的前提。
所有这些研究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们都未曾注意将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建构放在俄罗斯的自我意识中来加以观照，尽管《熊看龙》在序言中约略提到西方和东方的“二分法”是欧洲人的假设，它决定了中国在俄罗斯人的认知中属于东方，但作者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此问题。 镜子的比喻已被用得太多，但我不得不再用一次。注视国的自我意识是其建构被注视国的形象的一面镜子，但它非但不是一面明如止水、平如砥石的镜子，相反这镜面是凹凸不平、参差错落的。不研究这面镜子，不考察这种自我意识，就可能对注视国对他国的形象建构的解释出现偏差。因此本文拟将被忽视俄罗斯的自我认知作为重要问题展开来加以讨论，就教于方家和读者同好。因注视国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我们在下文中会用数学演算中的等价代换的方法，以若干等价物来代换它，以加深讨论，得出更有方法论意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