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译者前言共五部分，前四部分分别介绍原著、作者、译者及译校，第五部分为致读者。
1. 原著
英文原著共两卷，书名分别为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Volume I)：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认知语义学(卷I)：概念构建系统》)以及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Volume Ⅱ)：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认知语义学(卷Ⅱ)：概念构建的类型和过程》)。两卷书于2000年由MIT出版社出版。本书为认知语言学创始人、美国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Leonard Talmy倾尽毕生之心血撰写而成。本书奠定了认知语义学的基础，是认知语言学领域研究者必读之作(IbarretxeAntuano 2005,2006)。本书内容丰富翔实，不仅对语言学的分支(尤其是语义学、句法学、类型学等)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而且对人类学(Bennardo 2002;Farrell 2002)、文学(尤其是叙事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中的话题也有重要影响。此书的出版使作者一举成为国际公认的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Turner 2002)。
原著作者Talmy于1972年完成博士论文，论文题目为：Semantic Structures in English and Atsugewi(《英语及阿楚格维语中的语义结构》)。此后，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逐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2000年，他将此前发表的论文经过修订收录到两卷本巨著《认知语义学》中出版。卷I主要研究概念的构建，卷Ⅱ主要描述概念构建过程中呈现的类型学和结构特征。关于本书的汉语译名，笔者经过与作者充分商讨，定为《认知语义学》。Talmy认为，英文书名中的第一个词“toward”表示一个过程，他希望其他学者将来能提出更好的语义学理论，本书只是一个铺垫,一个基础。这当然是作者的自谦，也是对未来的期盼(李福印2012a，2012b)。
认知语义学（卷I）：概念构建系统译者前言全书的核心内容是“概念构建系统”。作者两卷书的副标题中均使用了“structuring”一词，该词既可以表示静态的结构，又可以表示形成这个静态系统的动态认知过程，即“构建”。卷I包括四个部分，共8章；卷Ⅱ三个部分，也是8章；两卷书共计16章。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沿用原著中的体例，例如I1表示卷I第1章，Ⅱ8表示卷Ⅱ第8章，以此类推。
全书内容贯穿着作者深刻的语言哲学思想，在此仅略举一二（李福印2015）。首先，作者把语言看作一种认知系统(Talmy 2015)。这种认知系统和其他认知系统既有联系也有交叉。其他主要的认知系统包括感知系统、推理系统、情感系统、注意系统、文化系统、运动控制等，作者进一步提出了系统交叉模型(overlapping system models)这一概念。由于语言认知系统和其他认知系统的交叉，语言既具有其独特的图式系统特征，又与其他系统有交叉之处。作者的大部分研究可以归入五个图式系统。表1是全书内容和这些图式的对应关系。
语言是一个认知系统，这是贯穿整个著作内容的主线之一，也是Talmy的一个重大的哲学思想(Marchetti 2006)。语言之外还有其他非语言认知系统。语言表达本身是认知系统的表层表现(最主要的是语言认知系统的表现)，是整座冰山浮在水面以上的部分。认知系统则是这些语言表达的深层理据，是冰山隐没在水面以下的部分，是根基所在。这些语言表征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目的、同一种本质，那就是，用Talmy多次在不同场合跟笔者交流中用到的话说“how the mind works”,即“心智的工作机制”。正如Bennardo所言，这两卷书中的每一章，都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心智(In each chapter of these two volumes there are two principal actors,human language and human mind)(Bennardo 2002:89)。二者相互交织，互相映现，了解这些对于读者充分理解原著大有帮助。作者也正是为了强调认知在语言中的作用，在两卷书的副标题中均使用动态的“structuring”，而不是静态的“structure”。
贯穿全书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深层结构和表层表达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Talmy的另一个重要哲学思想，或者说语言假设，也是他遵循的语言普遍性假说。书中虽然没有专辟章节论述，但是这一思想贯穿始终。这一假说可以表述为：人类具有相同的心智工作原理，不同语言具有相同的深层表征，尽管它们的表层表达各异，呈现为不同语言中不同的语义结构。理解这一思想，对于读懂原文也大有裨益。
2. 作者
笔者痴迷于书中原创理论的同时，从未忘记从作者的经历和人格魅力中去探究这种原创性的根源。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常常夜半醒来，或叹服Talmy理论构思的缜密和理论本身的绝妙，或为自己找到了恰当的翻译而兴奋不已，难以入眠。笔者也常常向作者抱怨书中语言晦涩难懂。其他认知语言学创始人的奠基性著作已经翻译成十余种甚至几十种语言。Talmy的两卷书，到目前为止，此汉语译本是唯一的翻译版本。换言之，这两卷书原著为英语，目前只翻译成汉语。记得笔者在伯克利访学的时候，曾向作者当面抱怨：It took me a whole day to finish just one paragraph(花了我一整天时间，才完成一段)。Talmy的回应则是：Sometimes I was pondering on a term for several days(有时好几天我都在琢磨一个术语)。
原著作者Leonard Alan Talmy (1942—)，美国公民，1959年入读芝加哥大学数学专业，1961年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语言学，1963年在该校获得语言学学士学位，并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Talmy在 1978—1980年期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做过博士后研究。1972—1990年期间，Talmy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担任过多个教学和研究职位，与Paul Kay, Joseph Greenberg, Charles Ferguson, Donald Norman, David Rumelhart和Jay McClelland等著名学者都有过合作。Talmy于 1975年及1990年两次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分别在罗马和莫斯科任教。1990年至2004年，Talmy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语言学系及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直至退休，两卷原著正是在此期间出版的。目前Talmy常住加州伯克利家中，仍在潜心研究。
作者知识渊博，这可以从原著得到印证。原著核心内容是关于语言中的概念结构，属于认知语言学领域，但是著作直接运用了来自以下学科的理论：语言学领域中的其他各学科及学派(例如：心理语言学、生成语言学等)、心理学、认知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哲学、数学、拓扑学、人类学、物理学、文化学等等。笔者经常就本书原创性的根源与作者交流。以下是作者的回复：To address your question seriously, I don’t think any particular influences gave rise to whatever insight I have into language. I always gave my professors a hard time. It just seems to come from inside.
(认真回答您的问题，我认为我对语言的感悟不是来自什么具体影响。我经常把教授问得无言以对。我对语言的感悟似乎来自内心。)原创源于独立思考和感悟！
笔者曾多次造访伯克利。作为语言学系的访问学者，笔者有机会参加心理学系、认知科学系、人类学系等其他学系的讲座。心理学系每周的讲座，Talmy本人每次必到，尽管双目失明，却风雨无阻。每次都会看到Talmy拄着他的探测拐杖，慢慢穿过校园，走进心理学系的背影。参加讲座的人数每次不定，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四十人。讲座之后，大家一边享受着举办者准备的茶饮及午餐，一边热烈讨论。值得一提的是，Eleanor Rosch——另一位对认知语言学有原创贡献的学者——是心理学系的教授，2010年笔者拜访她的时候，她尽管年事已高，却依然在心理学系任教。原创源于宽松的学术氛围！
欲寻Talmy学术原创根源，伯克利大学周边的咖啡馆不得不提。这些咖啡馆是大学的延伸，与大学融为一体，在咖啡馆即可登陆大学网络。Talmy每天下午四五点钟都会去几间咖啡馆会见朋友。他们各自买一杯咖啡，找个位置入座，然后自由地和任何人交谈。笔者与Talmy在咖啡馆的多次交谈中，曾经偶遇George Lakoff， Dan Slobin等学者。讨论书稿的过程中，也曾被陌生的数学教授打断，并参与我们的讨论。原创源于自由交流！
提起伯克利的咖啡馆，笔者不得不提及一位咖啡馆的常客。她就是高贵的另类“街头达人”(street person)——伯克利女诗人Julia Vinograd。
去过伯克利的人，大致都能有机会看到如下这一幕情景。在Telegraph 及Dwight大街上，经常看到一位装着假肢的年迈妇女。她常常面带微笑走进咖啡馆，买一杯咖啡，找个座位坐下。说她高贵，笔者认为她这不是真正的乞讨。但是她的行为的确是在乞讨。我们姑且称为“高贵的乞讨”吧，因为她用另类方式兜售自己的诗作。一般图书价格大致在五六十美元、上百美元。她的诗集只售五美元、十美元不等。客人如果喜欢她写的诗，甚至可以买一杯咖啡与她交换。她就是伯克利诗人Julia Vinograd。请看以下这段介绍：While leisurely sipping my almostdaily cafe au lait at Peet’s Coffee on Telegraph and Dwight Way, I’m fairly certain that I’ll see Julia Vinograd making her way slowly along the Avenue; she limps because of a brace on her leg. Immediately recognizable for her black and gold cap and loose flowing robe bearing the emblem of a human skull and the teeth of her dead friend Gypsy Canto, Julie is well known as the unofficial poet laureate of Berkeley. For nearly 30 years she has written lyrically about the lost, the misfits, the downtrodden, the abandoned, the wild and the free. Her latest book, “Skull and Crosswords” is her 50th volume of poetry.
(Snodgrass 2011)笔者和Julia Vinograd也有过多次交谈。她是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Jerome Vinograd(1913—1976)的女儿。她的父亲曾经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尚未领奖就因病去世。因为诺贝尔奖不授给已过世的人，她的父亲生前未能有幸获此殊荣。回到我们的主题，原创源于伯克利的社会环境！
笔者翻遍了Talmy的简历，期盼能从这位大理论家的成长经历中寻找可供我们借鉴的“原创之秘诀”。同时，笔者反观中国高校的学术评价体制，思考人文学科教授的研究。笔者任教于一所用国人熟悉的话来说的“211” 兼“985”高校。国内大多数高校，尤其此类高校，在学术评价中，十分强调在SSCI、SCI、A&HCI等检索的国外期刊上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用汉语撰写并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被CSSCI检索的期刊论文，在评价上不被看重，更不用提汉语译著。毕竟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汉语语言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如果我们再一次追寻Talmy理论原创之根源，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根源之一是美国宽松、务实、非程式化、以内容为主的学术评价体系。
毫无疑问，Talmy本人对研究的热爱及长时间的投入，也是其重要的原创源泉之一。据他本人讲，上个世纪60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每年夏天他都在做数据搜集等实地调查工作，比如在加州的一些偏远地区采访会说阿楚格维语的土著人。
既然这一部分笔者谈的是作者本人，请允许笔者再次回到这一主题。十余年来，刻在笔者脑海中对Talmy最深的印象是：一位学识渊博、造诣高深的大理论家；一位谦虚友善、有求必应、做事低调的朋友；一位年过七旬、有视力障碍却在世界各地行走自如的长者；一位坚强乐观、心态坦然、谈吐幽默的犹太人；一位及时准确回复邮件、有西方学者风范的大学教授；同时，他也是一位坦然面对生死的勇者(他把自己已经完成但尚未发表的文稿（Talmy自称为保险手稿（safe drafts）存在笔者这里，嘱托一旦他没有机会发表，让笔者传于后世)。Talmy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使他当之无愧成为每一位学人的楷模。
3. 译者
这项翻译工程始于2003年春。时值笔者刚刚从香港中文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开始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笔者在给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开设的“认知语言学”课程中，开始系统讲授Talmy的认知语义学。正是此时，笔者开始了此书部分章节的汉译工作。2004年，笔者受聘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时任校长为陈乃芳教授)任兼职教授，给北外的研究生也开设了同一门课程。在讲授Talmy理论的过程中，笔者再次切实感受到国内学界对Talmy理论热爱之深切，但同时对该理论体系理解之不甚完善。为了达到全面、系统、透彻地把握整个理论体系的目的，汉译工作是必须的。两卷书初稿的翻译工作，在教学过程中由北航和北外两所大学选课的研究生完成。翻译初稿的完成，给了我们继续完成此项工作的巨大信心。没有初稿，我们没有进入第二稿的决心。至于目前最终的译文，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第一稿的文字，完全是另一回事。笔者要特别感谢丁研和张炜炜对初稿的全面整理和补漏工作，胡志勇、任龙波中期的参与，以及张洋瑞、贾红霞后期的参与，他们伴我走过了这段“天路译程”。没有他们的投入，这部译著不可能完成。丁研和张炜炜是笔者在北航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丁研在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北京交通大学任教，张炜炜师从认知语言学国际领军学者Dirk Geeraerts，在欧洲鲁汶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目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胡志勇、任龙波、贾红霞是笔者在北航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张洋瑞为笔者指导的访问学者，于2014—2015期间在北航学习。笔者感谢以上各位参加集体校对的人员，他们在最后关头发现了不少错误，为提高译文的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翻译校对的不同阶段，不少国内学者也曾提出过反馈及修改意见，包括高航、李雪、蓝纯、毛继光、史文磊、席留生、祖利军等人，在此一并致谢。

4. 译校
以上第三部分虽然以“译者”为题目，但是翻译和校对都是交织进行的，很难分清译者和译校。以下几件事是和整个翻译及译校密不可分的。先谈第一件事：为了准确理解Talmy全书的内容，2007年10月笔者邀请了Talmy来北航讲学。Talmy作为“第四届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http://cifcl.buaa.edu.cn/)的主讲专家来京做了十场讲座。事实上，Talmy的这十场讲座，正是用课堂教学形式全面讲授了两卷书的核心内容。讲座给译者提供了和作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也是“翻译主体间性”的一种践行。笔者认为，面对这项巨大的工程，这种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后来这十讲内容作为《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系列讲座》系列图书中的一种，2010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为《伦纳德•泰尔米认知语义学十讲》（李福印，高远2010）。
第二件事，《认知语义学》两卷书原著在中国出版。该书是外研社“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的一种正式引进。2008年，正值翻译进行到第三稿，笔者开始为这两卷书影印本撰写汉语导读，至2012年，两卷带汉语导读的原著在外研社出版。笔者撰写汉语导读耗时四年时间。这期间，为了“浓缩”出每章的汉语导读，笔者结合全书的翻译，对术语进行了再三梳理和确认。最后每卷导读篇幅大致缩减到三万字左右。影印版的出版对Talmy理论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
最后一件事是笔者2010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访美。此次出访的邀请人和导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George Lakoff教授，但是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却是和Talmy就两部书的很多细节进行交流。此时Talmy已经退休，长住伯克利小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学南门，叫作Sather Gate。南门正对的大街叫Telegraph Avenue。这条街的2629号是个咖啡馆，有个法文名字叫“Le Bateau Ivre”(取自诗人Rimbaud的一首诗的名字，英文是“The drunken boat”)，这正是笔者和作者交谈的地方。每次面谈，咖啡馆老板娘都会端上我们各自喜爱的咖啡，以至于数年后的今天，翻开书稿，仿佛仍然能闻到当时咖啡的味道。但是这六个月的访问让笔者对全书翻译进度产生了深深的恐慌和不安，因为六个月过去了，竟然连卷I第一章的翻译(准确地说是译校)都没完成！那时，笔者深感这两部书理论的深厚博大，以及笔者自身知识的缺乏。那时的状况就恰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本以为能卷起裤腿过河，未曾想人未到河中央，水面已经淹没脖子，脚已经踩不到水底了。此时是继续往前游，还是退回岸边，成了进退两难的问题。当时，笔者最担心的是此生是否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
离开伯克利之后，Talmy的邮件及电话给了笔者莫大的精神上的支持。无论笔者何时从国内打电话咨询，他都能耐心倾听并解答。电子邮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手段，Talmy本人能及时准确地回复每封邮件，解答笔者针对某章某页某个句子的各种疑问，这的确是个谜！因为2000年他的两卷本在MIT出版社出版之前，他已经双目失明。笔者将这两卷巨著汉译本献给Talmy本人，是出于对他由衷的感激。如果没有Talmy数年来的强大支持，完成这项工作绝无可能，译稿也毫无准确性可言。对于那个不识水性、涉水过河的冒险者来说，Talmy恰如一艘救命之船。
5. 致读者
笔者感谢上面提到或未提到名字的所有为本书翻译做出贡献的学人。同时，笔者也要感谢本译著的读者。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力图用汉语再现原著思想，但由于各种局限，错误及不当一定存在。所有可能的译误由笔者一人负责，恳请读者反馈您的宝贵建议。
同时，我们对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唐娟华女士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及给予我们的指导，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对始终安静伴我左右，并时时给予我各种帮助的太太李素英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