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我离开上海到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大学求学。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对读研、执教和出版的艰辛也渐渐有了新的体会，于是便产生了以出版唐史论文集的形式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想法。这本小集子以论文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在此，我希望通过对各篇论文的简单介绍来再现这一历程中的一些片断以及近二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和唐史研究的变化。
《中唐时期的“情”文学》 是我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白居易作品中的女性、爱与女性气质》 第七章的修改稿，它凸现了我在美国读研时期导师们对我的影响。我在1990年至1992年期间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的人类学系，师从女性主义人类学教授Alma Gottlieb。1992年至1997年间，我在历史系读博士学位。当时历史系有两位中国古代史教授，除了我的导师伊沛霞(Patricia Ebrey)教授外，还有一位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和知识分子的周启荣教授。九十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流动(social mobility)非常感兴趣，有关科举制度的论著也颇受关注。与此同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在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中都极为盛行。因此，在决定博士论文方向时，我选择了通过考察唐代科举制度和进士集团的权力上升来反映社会性别话语权变化这一课题。此外，在历史领域中，以感情模式来定义历史时代的研究也非常受欢迎。这篇以“情”作为中唐时期的感情模式、以元白集团作为话语权代表的文章可以说是这些学术潮流的折射。它提出，在科考进仕者逐渐在权力结构中取代大姓望族的过程中，“情”在新贵族的自我表征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情”文学中所代表的社会性别观是中唐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动力，它对中唐社会各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
《唐代的文人与女妓》发文之艰难使我决定在写成《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 一文后直接向汉学期刊之外的学术刊物投稿。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2002年是我提交终身教授申请报告的年度，如果没有几篇通过同行评审的文章发表，我的学术前途岌岌可危。我是我们系唯一一位亚洲史教授，因此，学校各级终身教授评审委员会更为认可史学中的专题期刊。所幸的是，《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一文投到《家庭史学刊》(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后很快就被接受发表，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放和包容。2003年，我在英文原文的基础上，扩充了有关冥婚的墓志内容，在《学术月刊》发表，不期受到国内学者的异常关注。此文的主要观点是，唐代冥婚实践是与唐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人重丧葬、重合葬；佛教兴盛也导致了唐代死亡观念的变化。这篇论文也是我对唐代佛教产生兴趣的开端。
《会昌灭法时期的女性》 从支氏女炼师墓志中有关支氏由住家尼转为道教炼师的记载来探讨宗教和政治的交错变迁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对唐代女性的影响。这篇论文是我早年参加两个美国学术团体年会的成果。1998年六月，我参加了在华盛顿州的Whitman College举办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西海岸分会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的年会。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参加学术年会，虽然在会上发表的是关于唐代女妓的论文，但在开会期间，我结识了唐凱琳（Kathleen M. Tomlonovic）等一批非常关心、护持年轻学者的分会领袖。此后，我几乎每年参加这个分会的年会，并在2000年被选为分会理事。2001年，学会电子期刊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创刊，由分会的另一个领袖人物Jeffrey Barlow担任主编。我便将2002年4月在洛杉矶召开的女性历史学家西部学会年会（Annual Meeting of Western Association of Women Historians）上发表的论文 “Women’s Lives under the Era of Persecution of Buddhism” 送审E-ASPC，经外审、修改后，终于在2003年问世。这篇论文是我1998年夏天起转向墓志研究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它与学术团体领袖的支持以及我执教的学校对参加学术会议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唐代的生育》 一文发表在由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CHUS)创办的学术期刊《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上，其主旨在于揭示唐代女性生活的更深层面。虽然唐代公共话语赞誉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积极角色，但是，从墓志统计数据来看，唐代贵族妇女因产而亡的现象很普遍。此文提出，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是女性生育率和寿命的最直接的逆向势力。此文可以说是我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结缘多年的成果。我到美国留学后不久，即经由当时担任学会期刊《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 主编的陈兼教授介绍加入学会。CHUS每年在全美历史学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年会上推出分组报告、召开CHUS 会员大会，并定期出版会员通讯。2004年《中国历史学家》改名为《中国历史评论》，由学会中坚王希教授出马担任主编，致力于将学刊办成一流学术刊物。 因此，我投稿《中国历史评论》也是希望自己多年的研究被认可为有信誉的学术成果。所幸的是，此文被提名为CHUS学术优秀奖候选论著，并于2006年初获奖。2007年我被选为CHUS主席，2008年起担任《中国历史评论》编委，可以说CHUS是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从如愿墓志与惠果墓志看佛教文献的性別化》（Gendering Texts in Chinese Buddhism: Tang Epitaphs for State Masters Ruyuan and Huiguo）一文反映了我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重新认识，也是我借助敦煌题记资料和传统的佛教文献来探讨唐代性别与宗教的起点。此文提出，佛教徒墓志和佛教文献中的社会性别语言以及这些文献所体现的感知上、认可的性别差异折射了唐代佛教系统和唐代社会中社会性别制度以及权力等级制度。此文发表在201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黄慧贞教授筹办的"性別与中国宗教—文本与处境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研讨会是中国宗教与女性研究这一分支领域的第二次聚会，所提交的论文在选题和深度上超越了第一次聚会，学者们还决定在2020年之前在洛杉矶举办第三次国际研讨会。我相信，这个未来的聚会将在史料、选题和方法论上更为成熟、更加创新。
自1997年我提交博士论文，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福柯的理论和结构主义已趋边缘化，社会性别史研究已不再是妇女史研究的代称，唐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成熟的中国史研究分支。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与中国学界的互动以及留美学者的参与使得美国的唐史研究领域在史料采纳和课题切入上都更为广博和细致。2016年11月，美国唐研究学会在位于佛罗里达州Sarasota市的艾伦图书馆 (Elling O. Eide Library)举行了第二届唐研究国际讨论会， 有二十六位学者在会上做报告，其中包括西方唐史研究泰斗麦大维 (David McMullen)、唐研究学会首任女会长田安(Anna M. Shields)、以及几位尚在读博士的年轻学者。报告内容之精深和研究课题之多样已远远超越了200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唐研究国际讨论会。 我的总体感受是，如果说，美国唐史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致力于重构唐代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思想、宗教、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话，那么，本世纪以来的研究则开始转向唐代社会组合中的方方面面及其内在互动和外在影响。我相信，这一研究趋势一定会挑战我们对唐代社会的认知，而对唐代社会性别制度及其体现的研究将会对这一挑战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