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 瑶

1925年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观北大》（见《华盖集》）。鲁迅认为北大有着优良的“校格”，而且以被人视自己为“北大派”而自豪。他认为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周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要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略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于是探讨和比较中外文化思想的特点、异同，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和影响的文章日渐增多，甚至有人称之为“文化热”。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它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和思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在进行理论的、思辨的探讨的同时，认真考察一下清末以来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的。因为像如何汲取外来学术文化而使之现代化这类重大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前人也曾为此做过深邃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有过艰辛的实践，无论其成败得失，他们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而言都是宝贵的。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综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而我想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中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过程，可能是既具体有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我是从一个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的需要提出这个希望的，并且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把北大作为考察的角度或审视点，是相当典型的，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我设想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叫作《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本书，我自己也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我这个想法是受到两方面的启发的。第一，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访问苏联之后，曾写过一本书，叫作《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实际上是通过斯大林来介绍苏联，当时曾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这种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写法是可取的，这本书就写得很漂亮。鲁迅也曾计划用“茶、酒、女、佛”四个字来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专章题目，同样是想通过典型的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综述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足见如果选择得当，这种方法是可取的。第二，冯友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记述了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对他说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蒋梦麟说：“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这里说明了他多年当校长的体会。大学中也确实存在这么三派势力，因此冯友兰对之颇加赞许。但他言犹未尽，值得再深入分析。从逻辑上说，三派势力中两派的联合共有三种可能：其中校长联合学生反对教授一种，事实上没有可能，也从未在任何大学发生过；就北大学生方面而论，不仅“五四”运动以来就有“民主堡垒”之称，直到今天，“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北大学生首先提出的，“小平，您好”的标语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不能设想居领导地位的校长会联合学生来反对教授。至于校长联合教授反对学生的事，旧社会在一些反动势力很强的学校里的确发生过，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大的教授人数很多，集中了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用表彰的口气说是“人才荟萃”，带点贬义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成堆”，或者如“十年动乱”时期的斥之为“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其实这些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在学术上都有一定成就的群体；他们勤恳地教书育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尽管由于年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在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上可能与学生有较大的差别，但从来也不曾想到要同自己爱护的学生处于对立的地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全体师生联合起来反对校长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大学里也发生过，而且当然是为校长以及有权任命校长的执政当局所最不愿发生的。所以蒋梦麟的经验和体会实际上是从校长的地位考虑的，就是说作为校长，一定要用全力来防止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如果引起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校长就必然会当不成的。其实这也是当权者在遴选校长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选任大学校长毕竟同任用其他政府官员不同，任命者必须考虑到这个人选在教授和学生中所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他必须选择学术地位很高、能孚众望的知名人士来担任，以便除了希望能够体现当权者的意图之外，还能缓和与调整学校内部的关系。就校长本人说，虽然一个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确实只是一个小的单位，所谓“庙小” “池浅”也不无道理，但它的影响却是弥漫于全社会的；因此作为校长，他也必然会珍视这种地位，以学校的名义和声望进行活动。举例说，最初主持京师大学堂校政的孙家鼐，他是咸丰时的状元、光绪帝的师傅，当时声望很高，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因此才有设置西学、开办译书局等措施；但他又不是维新派，与康、梁等人不同，他还是近代工业（纱厂）的开创者，因此考察他与维新思潮的衍变关系是符合中国现代思潮的历史进程的。又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实际上当时“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学生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教授为主的，校长并没有公开出面倡导，但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仍以校长为主要攻击对象，就因为他主张大学应“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且认为大学不仅为“按时授课”之所在，且“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见《答林琴南书》）。可见如果我们认为北大可以作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一个适宜的审视点的话，那么历届校长的声望、思想和学术贡献等是可以作为北大的社会影响的适当代表的。而且教授和学生都是群体，其构成比较参差复杂，而校长则为个人，在总体上是可以代表学校某一时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我觉得从历届北大校长来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进程这一设想，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