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节选）
周志文先生的《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2014年10 月由台湾INK 印刻出版社出版。现在，经作者做少量修订后，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
2014 年下半年，我正好在台湾的“清大”中文系上课，收到周先生托黄文倩转交的赠书。我很喜欢这本书，有几次旅行都带上它。去年在东北一所大学演讲，还向学生读了里面谈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段落。施纳贝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钢琴家。因为活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他的贝多芬、舒伯特奏鸣曲唱片几乎都是单声道。周先生说，这“丝毫不减损它的庄严伟大”，并举英国著名学者以赛亚·伯林对施纳贝尔的盛赞作为例证。伯林说，施纳贝尔1930 年代在伦敦演出的音乐会，他和他的朋友场场必到；“是他培养了我们对音乐的欣赏力，…… 他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诠释改变了我们对古典音乐的看法”。周志文接着写道：
施纳贝尔早死了，以赛亚·伯林也已去世。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总有些已逝的人，已过的往事让你想起。想起以赛亚·伯林，他的书《自由四论》就在案头，随时可以翻开来看。想起施纳贝尔，我抽出一张他演奏的唱片来听……
“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 我跟学生说，这说出了我们在读一本好书、听一段动人的乐曲、看一幅喜欢的绘画时，那种温暖、那种幸福感的真谛：意识到生命不是无根的浮萍，生活和精神因为获得深厚的历史关联而充实、稳定。
《冬夜繁星》是谈音乐的，但音乐不是周志文的专业。周先生先后在淡江大学和台湾大学任教达二十五年，讲授明清文学、明清学术史和现代文学。在此之前，当过中学教师，兼职几家报纸的主笔，出版过小说集，也是台湾知名的散文家。古典音乐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爱好；当然，这个“爱好”不是一般性的，有很多的投入，很深厚的“资历”。
他积累了丰富的体验，愿意将他的感受、见解跟我们分享。他无意写有关音乐史的论著，这本书也不是有关古典音乐的知识性读物。他以随笔的方式，谈他感兴趣、有独特见解，同时在音乐史上有意义的题目，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巴赫的宗教音乐和键盘“俗曲”、大提琴的希伯来哀歌、协奏曲中的慢板、音乐史上的帕格尼尼主题、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指挥家阿巴多…… 它们之间并没有“体系性”的结构安排。
周先生在书里用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俗语。我想，资深的爱乐“内行”相信能从《冬夜繁星》获得对话、切磋的乐趣，而对我这样的，虽喜欢却仍“外行”的人来说，这本书就有引领你靠近“门道”的“导读”性质：你曾有的感受可能在这里找到印证；你对一些作曲家和曲子的认识，因它的解说得到提升；最多的情况则是，从里面得知你原先不知道，或没有留意的方面。譬如，你会赶紧去找原先不在意的里赫特的贝多芬第32 号钢琴奏鸣曲1991 年现场版CD来听，因为周先生说，“很少人能够把握这首曲子的神髓”，像他“那样婉约、那样浩荡、那样淋漓尽致”地表现那种高雅和超凡入圣。
《冬夜繁星》的好处，又不仅是对谈到的音乐家、乐团和录制的唱片的见解，还在如何亲近音乐的态度和方法上给我们的启发。这一点，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 其实有关艺术的事，直觉很重要，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髓。所以我听音乐，尽量少查数据，少去管人家怎么说，只图音乐与我心灵相对。但讨论一人的创作，有些客观的材料，也不能完全回避，好在音乐听多了，知识闻见也跟着进来，会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因此书中所写，也不致全是无凭无据的。

比起文学、绘画作品，音乐的形制和接受方式远为复杂，如果想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需要在知识等方面有更多的准备。因此，“外缘性”知识不是可有可无。这包括音乐史、作曲家传记、时代背景、音乐观念变迁、乐器的变化、各种乐曲体裁的形态结构、现代乐团组织和演奏家的风格、唱片的音效和评鉴标准…… 哪怕是气候：柴可夫斯基的孤独绝望，相信也与他生活的圣彼得堡的阴冷有关。因此，周先生说，“那些出身阳光之国的人”，在演绎他的作品的时候，“老是拿捏不准，不是过于兴奋，就是哀伤过度，能真正把握准确的，我以为只有穆拉文斯基（Yevgeny Mravinsky,1903—1988）了”。外缘知识，还包括广泛的人文素养。在《冬夜繁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这方面的专深研习如何影响、深化他对乐曲的解读。
不过，确实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髓”。对于爱乐者来说，周先生的提醒是，更要重视“直觉”，要“与心灵相对”。这自然不是否认知识，只不过是“知识”要由心灵去组织，融会贯通，让它们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些碎片，人成为这些“知识”碎片以及视听器材的奴隶。这里提出了阅读者、视听者与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知识等如何参与、推动爱乐者“自主意识”的确立。“与心灵相对”，在《冬夜繁星》的音乐解析中，既指聆听者以心灵去感受，也指感受乐曲（也是作曲家与演奏者）的心灵搏动、传达的生命气息，而后，这种感受、发现，也就“不知觉中已渗入我肌肤骨髓，变成我整体生命的一部分”，影响着看待事物的方式，影响到人的气质、情感、思想境界，如同在听了明希指挥的柏辽兹《安魂曲》之后：

（我）深受震动，才知道孔子在齐闻《韶》之后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给孔子的感应不只是快乐，所以文中的“乐”字要念成音乐的乐，是指生命必须与艺术结合后，才觉察出它的丰博与深厚。

由于个体心性的差异，爱乐者和音乐建立的关系自然也千差万别，对乐曲，同一乐曲的不同演绎的选择和评价也不会一律。在周志文先生的音乐词典里，人文精神内涵、旺盛生命力、灵性光辉、自我探索的沉思、内省深度等这些词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衡鉴的首要标准。他不是很在意外表的妍媸，看重的是“强烈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借着乐音的提示”，让我们思考、体会“世界之广之深，了解人性之丰富多变”：艺术的伟大，往往在提供这种可能，音乐也如是。由是，周先生认为，称贝多芬为“乐圣”，“应该不是他创作了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也不是他的《D 大调庄严弥撒》，而是他有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显然，他对“伟大”一词有自己的见解，以至在给作曲家颁发这一头衔上相当苛刻、吝啬：“伟大”的贝多芬之后，谁可以跻身这一行列？在犹豫地举出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而又放弃之后，才选择了勃拉姆斯。而在勋伯格（Harold C. Schonberg）这样的批评家那里，进入“伟大”行列的，就有自蒙特威尔第、巴赫，到二十世纪的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梅西安等几十名（《伟大作曲家的生活》）。对在中国大陆昵称为“老柴”的俄国人柴可夫斯基，周先生多少也有些不敬（虽然也称道他的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仔细想想也是，他的一些曲目，“偶尔听听觉得很好，听多了，或放在一块儿听，便让人受不了，总有些腻的感觉”。至于“对比强烈”的古尔德的巴赫，虽说风靡一时，却持有保留态度，“古尔德的几次录音抢尽风头，不代表巴赫在键盘音乐的表现仅在于此”，他“音乐中严谨的秩序、对称与和谐，往往要从别的录音中寻找”……
《冬夜繁星》对音乐的个性鲜明的评述，可能会让我们忽略这本书出色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在散文写作上的成就。燕舞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总编辑初安民对朱天文说，周志文的散文集《同学少年》，是十年来所见最好（不是最好之一）的文章（《见解》，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年）。我对台湾这些年的散文创作缺乏全面了解，无法作出比较。但《冬夜繁星》的文字确实是好；借用周先生的话，这“好”不是外表的妍媸，而是深挚的内涵。“知性”往往是学者散文的特征。《冬夜繁星》的“知性”表现，却是朴素平易。没有居高临下，也不以“高深”来吓唬人。书面语和日常口语的没有芥蒂的结合，也极有韵味；“该平实之处平实，该绚烂之处绚烂”。有时候会没有顾忌地盛赞所喜欢的，如说卡尔·伯姆1971 年指挥维也纳爱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终合唱之前的“如歌的慢板”是“好到令人灵魂出窍的无懈可击的地步”。但周先生更知道节制。将他评议里赫特的钢琴演奏的话——“他的热情把握得恰如其分，他不会伸展不开，也从来不会‘滥情’”—— 转用来说《冬夜繁星》的文字，也应该妥当贴切。“节制”“克制”这些词，总意涵着自我压抑的意志成分。而最高的境界是出于自然，没有勉强和刻意。这是语文修养，也是人生态度的体现：明白事情的发生和事物的情状，总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也明白，“自我”之外，还有他人，还有广大的世界。周先生在另一处地方说过，天文学知识和大量的文学艺术，“让我知道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既是渺小而微不足道，又伟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与其这样唠叨下去，不如读读周先生的文字。请看他是怎样写莫扎特的吧：

他的风和日丽是天生的，他的气度不是靠磨练或奋斗得来，…… 既没有外在的敌人，也没有内心的敌人，所以可以放松心情，无须作任何防备，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多么难得的经验啊。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国人习惯过内外交迫、戒慎恐惧的生活。莫扎特告诉我们无须如此紧张，他悠闲得有点像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但陶渊明在辞官归里的时候，还是不免有点火气，“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不像莫扎特，他的音乐云淡风轻，快乐中充满个人的自信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