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战争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经牢固确立，但这种关系的本质往往是模糊的，以前对社会维度的研究以对军事活动研究的忽视为代价。从整个欧洲范围内来看，这一点特别危险，因为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范围内多支军队和多个国家进行分析时，可能会倾向于仅以研究得比较透彻的几个国家或几场战役为基础，犯下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人们会分不清哪些因素具有典型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同时，还会推演出一些毫无根据的因果关系。
本书简明扼要，力图重新审视所谓的1560—1660 年军事革命理论，以求从另一角度解读近代早期的欧洲军事发展情况。本书强调了1660 年以后变革的相对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年代划分方式，认为军事变革是专制主义国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专制主义的替代基础，因而也就是军事变革的替代基础，可以从欧洲各国国内局势恢复相对稳定的时期中找到。具体而言，这种相对稳定是指17 世纪上半叶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宗教秩序得以巩固之后所出现的受到广泛认同的君主—精英关系。武装力量的增强激励着其他统治者，他们希望效仿强者，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无论用什么样的模式解释那一时期欧洲的多样性，其理论价值都是有限的，但是，本人希望本书的观点能够鼓励人们突破陈腐的观念，提出新思想。
我很感激戴维·奥尔德里奇（David Aldridge）、马修·安德森（Matthew Anderson）、戴维·帕罗特（David Parrott）、安德鲁·帕蒂奇（Andrew Pettegree）、约翰·普洛莱特（John Plowright）、约翰·斯托耶（John Stoye）和菲利普·伍德芬（Philip Woodfine）等人，感谢他们对本书初稿提出的批评和修改意见。编辑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给予我很大帮助，他的两位同事也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感谢他和我一起探讨中世纪的一些战术，同时也要感谢戴维·帕罗特和我一起探讨了三十年战争和17 世纪的法国军队。感谢吉特（Gitte）和温迪（Wendy）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本书手稿的录入工作。

杰里米·布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