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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十二月2020

中华读书报2020“年度出版人”王明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扬明舟济书海

采访人:中华读书报红娟好书不可辜负      1987年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大社)还只是靠近北大南门的一处小平房,既没有印厂也没有库房,新书印出来后都码放在21和22号楼之间的空地上。仲夏的一个傍晚,暮色中雷雨轰然而至,出版社员工都已下班回家,电闪雷鸣间大雨瓢泼而下。住在靠近22号楼单身宿舍的王明舟,想着刚印出来的好几千册《数学奥林匹克》就要被淋,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找出两大包帆布、箭步冲进雨中奔向离宿舍几十米远的那一摞摞书,所幸包书的厚牛皮纸还没有被完全打湿,他赶紧把帆布遮在书堆上。后来又有其他同事赶到,大家合力把书保护了起来。这些浑身湿透的护书使者几天后得到了社领导的表扬。      那一年,王明舟25岁,是这套《数学奥林匹克》的策划和责任编辑,是他从事出版的第三个年头。      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普通职员,家在唐山的王明舟18岁考入北大数学系,尽管成绩优异,但在国家统分的1984年,横亘在这位22岁年轻人面前的择业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去石家庄教书,要么到北大社当编辑。虽然受母亲影响,王明舟少时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学教师,但考虑到北京离家乡近些,他就懵懵懂懂地迈进了北大社的门槛。出版社当时的条件破旧简陋,但是,和那个年代一样,眼前的一片朴拙中酝酿着一种蓬勃朝气。因为数学好、也是因为社里人手短缺,这位青年编辑还要承担部分年终考核的工作。他的数据分析报告全是一篇篇隽逸的钢笔行书。做数据统计时用心算笔记的习惯他一直延续至今。     在大雨中被他护住的“数学奥林匹克丛书”,后来被逐步完善,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板块共计19个品种,全套书中的每一道题,王明舟都亲笔演算过,每一个答案他都仔细核准过。这套书因其高编校质量获得了读者的极大认可。当年的“数学奥林匹克丛书”堪比今天的“学而思培优”,不知培育了多少“奥数”天才,从1991 年开始这套书不断再版、重印,成为北大社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支柱图书系列之一,获奖无数并影响至今。      这套奥数秘笈锻造了王明舟的策划和编辑功力,也让他领悟到大学社着眼的选题并非一定要追求高山流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如同榫卯相辅相成,编辑就是那个对接榫卯的能工哲匠。      1990年代注定精彩。      1994年,刚踏入而立之年的王明舟被任命为副总编辑。在那个所有人所有行业都蓄势待发的氛围里,言语无多但行事稳健的王明舟,像猎豹一样敏锐地为出版社寻找着更具价值更为稀缺的选题。       幸运的是,他以《未来时速》找到了《未来之路》。      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独家发行的《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引起全球震动,堪称引进版畅销书的经典之作。      现在,在王明舟办公室书柜里依然找得到这本25年前的红极一时之作,封面上比尔·盖茨的脸那么年轻,笑容那么灿烂。当年为了引进这本书,同样有着年轻面庞和灿烂笑容的王明舟颇费了一番周折。     比尔·盖茨在书中揭示了微软成功的秘密,并且预言了计算机行业的未来。《未来之路》对发展我国信息产业功不可没。王明舟就是《未来之路》的责任编辑之一和版权谈判的中方代表之一。     对于是否应该引进这本书,当年出版社曾引发激烈争论,在北大社元老、亦为恩师的邱淑清老师强力支持下,王明舟力排众议拍板引进。经过在中美两地五次拉锯式的谈判,美方仅在版税计算及支付方式上尚存在一些分歧,王明舟耐心地向微软解释中国的图书市场情况及读者的承受能力,他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对方接受了北大社的意见。     1995年10月初,北大社与微软公司以10%的版税率,预付5万美金(分两期支付)的条件正式签署《未来之路》出版合作协议。十天后,虽然双方正式签署的协议仍在邮寄途中尚未正式生效,微软公司就破例将《未来之路》的英文清样、计算机盘片及封面照片等资料寄往北大社。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美方来说,这一行为无疑充分表明了微软公司对北大社的高度信任与合作的诚意。      1996年1月,《未来之路》中文版面世,上市短短两个月间发行近40万册,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微软公司认为中文版的译文质量和出版发行及宣传工作是全世界20余种版本中最好和最成功的一个。后来微软公司又把《未来时速》一书的版权也交给邱淑清和王明舟。为了这本书的出版,身为人子的王明舟错过了陪伴自己母亲最后的时光,但顾全大局的他,把焦虑、忧心和遗憾都默默深埋于心。     《未来之路》先后荣膺 “改革开放30年30部优秀科普翻译图书”“十年最成功的引进版图书”“建国50周年最有影响的100部图书”,以及“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       这部书的出版合同,被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被誉为中国出版史上里程碑式的版权贸易典型案例。时代不可辜负      2003年初,北大社进行了新一轮行政班子调整,41岁的王明舟出任社长。      从那时起,王明舟将“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确定为北大社的办社宗旨,下大力气调整出版物结构和内部运营机制,为其后数年快速增长打开了局面。王明舟      在王明舟的带领下,北大社依托北京大学雄厚的教学、科研优势,积极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出版了大量高质量、适应多层次需要的优质高等教育教材,高水平的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著作层出不穷。同时,北大社注重文化积累,积极挖掘、整理出版优秀文化典籍,出版了《中华文明史》《儒藏(精华编)》《大仓文库粹编》等皇皇巨著。      另外,北大版图书在包括文史哲、法学、数学物理、对外汉语教学及学术普及、经济管理等领域形成了明显的学科优势特色出版。      在王明舟担任社长的十七年间,北大社共获得各类出版物奖1800余项,其中国家级奖项19项。这十七年,北大社由2002年净资产不足1亿到2019年近10亿元,实现利润从2002年的2000多万元到2019年8600多万元。      2010年底,北大社在陆续完成了内部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以及国有资产备案之后,顺利实现转企改制工作。2012年北大社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单位”称号。     在其他出版社多领域试水抢滩的时候,王明舟秉承“教材优先,学术为本,建设一流”的经营方针,在继续保持综合性的前提下,回归专业化本真,做有计划的战略收缩,专注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巩固在这两个阵线中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作品的表现形式。     从2007年至今,北大社连续13年获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于2011年获评“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称号,目前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上已经产生经济效益的出版单位。     2019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恢复建制40周年,全年出版新书860种,全年输出版权171项,输出语种达18种,一本本品质精良、印制精美的好书充分印证了北大社“争创精品,拒绝平庸”的品位。      王明舟很清楚在他的任上,把北大社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还是一件遥远愿景,但他很愿意为这一梦想甘当一块基石。这块基石承托着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坚实步伐,即肩负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责任;培养能与一流学者沟通的高效团队;超强的全球市场经营能力。      未来之路从脚下的凡尘之路开启。     从2003年到2020年,北大社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特别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称号,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        2012年,王明舟获得出版行业的至尊荣誉——韬奋出版奖。人心不可辜负      2008年8月,占地140亩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兴物流基地一期工程顺利完成结构封顶,同年底库房投入使用。2009年的春节团拜会,王明舟邀请四十多位出版社离退休老员工来到即将投入使用的大兴印刷物流基地。参观中大家兴奋不已,王明舟跟老总编细致而专业地讲解着每一处厂房的设计和功能。旧日同人谈起当年在平房时大家编书、搬书的历历往事,再看今时今日之气象万千,不无感慨并为之骄傲。     作为一名企业家,王明舟一直将铁肩担道义放在首位,时刻不忘回馈社会。每一次的赈灾捐款、爱心捐助,唐山之子王明舟都是捐赠最早、捐款最多的一位。在社长的带动下,出版社370多名员工皆深怀社会责任感。2009年北大社恢复建制30周年,没有举办隆重的欢庆仪式和宴请,王明舟代表北大社将原本计划用于社庆活动的30万元捐给了北大新入学的贫困学生。      并非华丽不起,只是北大社更钟情于一种洗尽铅华后的素朴。      从2003年至今,北大社每年向北大专项捐赠,累计超过2700万元用于学校年度规划教材编撰和优秀教材奖励。2018年适逢北大建校120周年,北大社特别捐赠4200万元,用于支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文化研究、学校课程建设、学术研究与出版、图书馆资源建设。2020年,北大社再向李大钊研究会捐赠300万元,专项用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      在北大社,王明舟就像是一位大家长,编辑部人手不足时,他依然会亲自审稿,审读意见常常让新编辑看得叹为观止。他重视员工培训、给青年人成长的空间和见世面的机会。遇极端天气,他会安排大家错峰上下班。节假日时他会叮嘱员工安全出行。和同事出差时,他会主动帮女士搬行李。同龄的同事在办公室直呼他的大名他丝毫不介意。      每次采访王明舟社长,打电话时都会紧张,因为针对每一个提问,他的回答都是寥寥数字,总是说“没什么可说的呀!”这种干脆利落让采访者抓狂,同时又会有更深的好奇。在认识王明舟社长的二十年中有一件事情最为印象深刻——应该是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冬日,大学版协召开的一个会议,晚餐时,安排领导都在某大厦二楼就餐,发行等部门在一楼用饭,王明舟社长没有急着上楼,而是先在一楼和很多中层干部并肩而座,亲切地说着话互敬着酒,平易近人一如兄长。那个时刻,素来表情严肃的他,脸上的笑意展现出一种温厚儒雅。      这些记忆中的亮色,就是一个将自己的全部职业生涯交付给出版、让“北大的出版社”成为“北大出版社”的人,冷峻睿智外表下那些温暖和煦的片段。

08十二月2020

北京大学开展2020年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2020年12月4日,我国第七个国家宪法日如约而至。11月30日至12月6日也是第三个全国“宪法宣传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近日,以北京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北京大学标识管理办公室为主办机构,联合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法学院、学生工作部、校团委、北大出版社、北大法宝等单位,共同开展北京大学2020年宪法宣传周活动。活动旨在营造全校学习宪法的良好氛围,提升宪法关注度,增强宪法意识。宪法宣传周通过图片展、知识竞赛、名师讲座等活动形式对宪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一部好宪法,共圆强国梦”宪法图片展展示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与宪法息息相关的71年不平凡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71年历史凝结于一张张图片,生动地呈现了宪法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本次宪法日宣传图片展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前开展,同学们在图片展前驻足参观阅览,学习相关宪法知识。展览引导大家更加清晰深刻地认识我国宪法发展历程、重要意义、公民宪法权利义务等,以严肃而不失活泼的方式传播宪法相关知识,营造了全校学习宪法的良好氛围,提升宪法关注度,增强宪法意识。北京大学标识文化协会开展了2020年“12.4”国家宪法日知识竞赛活动。同学们积极参与,许多同学到新太阳北侧的摊位现场以纸质或扫码方式答题,答题优秀的同学们领取了包括书籍、北大相关周边等丰厚奖品。活动通过有奖竞赛的方式宣传了宪法知识,营造了学习宪法的浓厚氛围。为了提升大家的宪法意识,使大家更好地学习宪法相关知识,北京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北京大学标识管理办公室联合北京大学法学院,推出名师访谈,特邀请法学院江溯老师、戴昕老师对宪法进行进一步解读。江溯重点分析了依宪治国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对于依法治国条件下宪法与刑法的关系作出进一步解读,并对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隐私与宪法的关系进行深刻探讨,引导大家从不同角度多方面了解宪法相关知识,引发大家深入思考。戴昕从宪法日的设立出发,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宪法日对于宪法发展和传播的积极作用,重点分析了宪法与公众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对校园普法的建议。此外,戴昕还从专业领域出发,从法理学的专业角度解读了宪法与法理研究的关系。延伸阅读:“一部好宪法,共圆强国梦”宪法图片展图片展主题一部好宪法,共圆强国梦图片展地点百讲前广场图片展时间12月4日起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标识办公室协办单位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法学院、学生工作部、团委、出版社,北大法宝,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本次图片展的内容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市司法局特别提供本次图片展将分为六个部分进行。01前言“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物之仪表也。”02创立新纪元的1954年宪法:中国人民站起来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算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毛泽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我国的临时宪法,为以后制定正式宪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制定了五四宪法,它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五四宪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一)奠定五四宪法基础的《共同纲领》(二)引领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的五四宪法(三)曲折发展的五四宪法03走进新时期的1982年宪法:中国人民富起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吸取“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新要求,国家制定了现行宪法(八二宪法)。(二)与时俱进的四次宪法修改04迈向新时代的2018年修宪:中国人民强起来迈向新时代的2018年宪法修改,涉及先行宪法文本十一个领域,形成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既同改革开放以来的现行宪法的制定与历次修改一脉相承,又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新特征,内涵丰富,意蕴深远,面向未来。(一)新时代呼唤宪法(二)新宪法共圆强国梦(三)学习宣传宪法我们在行动05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图解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用图解的形式生动展现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更有利于人民群众读懂宪法、理解宪法,真正让宪法走入人民群众心中,使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06结语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71年不平凡的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宪法息息相关。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法,我国宪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延伸阅读:访谈实录戴昕: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法律博士(J.D)、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J.S.D)。曾任美国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您觉得设立宪法日对宪法的发展和普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戴:我觉得设立宪法日很重要,因为宪法本身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大法,体现了国家最基本的核心的政治安排,虽然不是说需要纪念的东西只有在纪念日才重要,其实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宪法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整体生活、对于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但是设立一个纪念日,有助于协调聚焦我们社会当中每一个成员的认知、关注、情绪以及思考,我觉得让所有人能够在一个特定时间共同来关注这项制度,共同来思考宪法和每个人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关联,这对于宪法本质制度发展有很重要的价值。2.戴昕老师是研究法学理论的,从您的研究方向和角度来看,您认为宪法如何与您的研究领域相结合的呢?具体是怎样体现的呢?戴:我们做法学理论研究的,理论研究的价值实际上是帮我们去理解、把握各种具体的、经验的制度、现象、规则、实践当中背后的共同的原理。那实际上的从法律制度来说,各种具体的、我们生活当中平常每天都会碰到的制度安排,在背后其实都有它在宪法框架当中的基础。实际上我们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共同追求生存、追求发展、追求幸福,都是在宪法它所提供的这个框架之下开展的。因此,我们研究每一个具体的法律的问题背后的原理,实际上说到底都是宪法的原理,所以像我们研究法学理论的,必定要探求的都是宪法相关的理论。所以可以说我是研究法学理论的,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是研究宪政理论或者宪法理论的。3.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宪法是如何与公众形成关系的呢?公众学习宪法知识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戴:首先还是像刚才说的宪法作为最根本的制度,实际上它提供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共同生活、保障生存发展、追求幸福,提供的一个基本的框架,需要做出许许多多的共同的决策,制定许多不同的政策,实际上是要为我们整个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做出一个决定,这些决定对每个人都有关系,虽然不是说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会参与这项决定,但在最终的意义上,实际上我们都是通过作为这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做出了和我每个人相关的决定。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宪法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决策的框架、提供的权力配置体制,以及建构的国家和每个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安排才有可能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来,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国家的主体。还有另外一点,如果说我们需要思考很多具体的经验,我们也需要回到宪法的层面去理解,为什么今天(宪法)会影响民法的制度、刑法相关的规则,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我想最终还是要回到宪法,回到整个国家的基本的政治权利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层面才能够理解,所以了解宪法对于我们每个人思考我们在社会当中的生活,以及更长远地思考每个人的命运时,公众需要对宪法有基本的了解。4.2020年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颁布了《2020年全国“宪法宣传周”工作方案》,其中特别要求举办宪法进校园主题活动,请问您如何看待校园普法,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吗?戴:校园普法的意义很重要的,我们同学在校园生活当中可能感觉很多时候法律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今天的校园和传统意义上的校园越来越不同了。今天的学生在大学校园当中会遇到的法律问题、会面临的法律的困难或者疑问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本身同学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多维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每个同学来说,不管是学习法律专业的,还是不是学习法律专业的,实际上对法律规则有所了解,能够培养一些规则意识,培养一些法治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这都是对个人的生活有很大帮助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最终所有的同学都从校园中走出去,会进入社会的各个岗位,如果在校园中能够形成比较好的法治观念和素养的话,到社会当中的话,一方面同学们可以更好地参与自己要参与的个人生活,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进入这些岗位之后,如果每个人都有比较强的规则意识,对于整体的社会治理及法治社会的高效运转都是有帮助的。江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实证法务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刑事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您认为做到真正“依宪”还有哪些重点工作需要推进?哪些重点领域需要关注?习近平法治思想最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核心的是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中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之下所提出的最为重要的治国理政的一个方针政策。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在我看来,首先的最重要的是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都知道,那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的要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几个重要的关系: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要处理好与坚持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根据我们宪法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领导核心,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党领导我们制订宪法和法律,党领导我们治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党和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提法很好地界定了党的领导和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党领导一切;另一方面,党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第二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关于依法行政或者依法执政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宪法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宪法非常重要的是在于要规范国家行权力的行使,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也就是我们常常所熟知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边,让权力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一个中心。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方面面的权利。那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在现实中保障我们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行使。从我们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在某一些部门在某一些地方可能存在着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这种现象。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保障我们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行使。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来说,我们还要保障宪法所规定的保障司法机关合法的行使权力。从我们目前的这种实践来看,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干扰或者阻碍、影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力的一种现象。在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我们也要努力的去确保我们的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的相关的规定独立地来行使那么相关的权力,以便保更好的保障我们公民的基本的权利。您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条件下,刑法与宪法的关系如何?刑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该担当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宪法跟刑法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们的刑法也是根据宪法来制定的。那么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背景来看,如何来处理宪法跟刑法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第一个方面就是涉及到宪法跟刑事立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刑事立法如何贯彻遵循我们宪法的规定,这个问题是目前来说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最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变化,我们出现了比较大的犯罪化的浪潮,也就是说我们的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设了大量的新的罪名。 我们应当说这些新增的罪名绝大多数都是合理的,但是也有一些罪名在增设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争议。那么如何来那么处理这些争议,这实际上是要去梳理宪法跟刑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刑法在进行立法的时侯要遵循相关的宪法原则,比如说要遵循比例原则、最后手段性原则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涉及到宪法与我们的刑事执法或者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刑法的执行的过程中,在我们司法机关运用刑法的过程中,那么如果贯彻落实宪法的相关的规定。这里主要是涉及到我们宪法上规定了在涉及到刑事案件的时候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求我们的司法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要严格的遵守宪法的相关的规定。第三个方面是涉及到刑法在解释的过程中如何遵循宪法的原则以及宪法的精神。今天我们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多的难题,我们在我们的刑法解释方法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解释方法,我们把它称之为宪法解释的方法或者叫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解释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某一种解释它是不是合乎宪法的相关的规定,特别是在比如在起草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过程中,颁布相关的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合宪性解释它具有一种最高的位阶性,我们要去考虑刑法的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在今天这样的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大的背景下,如何来理解刑法跟宪法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刑法我们常常称之为保障法,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换句话说,刑法往往是在其他的部门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刑法才能够出场。因为刑法所涉及的都是公民的那些最重要的那些法益,包括生命、自由、财产,还有资格等等这些最重要的法益。因此,刑法实际上也是对于我们宪法的一个最有力的保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刑法它不能轻易的出动,刑法出动的时候往往它是要涉及到比较重大的事项。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要仍然坚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要把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充分地发挥其他法律相关的管控社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刑法的作用。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隐私与宪法的关系?现代宪法体制应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技术的兴起,对我们的宪法和法律秩序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切实存在的。正如说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今天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它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对我们公民的隐私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私人企业,无论是商业活动,还是在普通的我们的社交活动里边,我们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风险,对于每个公民来说一个最为重要的风险就是我们的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机关、个人、企业所收集。在这种收集的过程中,由于他们的存在技术上的优势,收集了之后他们往往能够或者说往往会加以利用,而在这利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对我们公民个人隐私的这种侵害。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域外还是从我们国内来看,相关的法律都要求收集、存储、使用数据的主体必须要获得权利主体的同意,也就都是同意原则构成了我们现代的隐私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的存在,从我们实践中来看,这些规定可能还都存在着一些无法完全被落实的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比较关注的人脸识别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进行人脸信息的采集的时候,我们要求要获得主体的同意,但是我们现在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情况,就是未经相关主体的同意,获取他人的人脸信息或者说其他的个人信息。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规定,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规定我们实际上可以推导出我们的宪法是保障我们公民的隐私权的。因为隐私权是人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今天的问题是在于在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时代,如何通过宪法更好地保证我们公民的这种个人信息,包括隐私,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除了宪法以外,正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可能还需要通过更为具体的其他的法律,落实宪法上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的一个规定,以便使我们一方面能够享受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一些新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另外一方面也能够使我们充分地保障我们自己的人权。

02十二月2020

两岸出版界人士在厦研讨图书出版合作

今天,海峡两岸出版交流季暨第三届两岸出版与人文智库论坛在厦门开幕。两岸出版界人士围绕图书出版合作与两岸人文对话、文化共同体建构、传统出版与新媒体文创等主题展开探讨。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业的机遇在哪里?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执行总编辑管宁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物仍然具有内容原创性、权威性和延伸性等优势,业者应该巧妙利用文创思维,将图书及其周边价值进行再造,走出融合发展的转型新路。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执行总编辑 管宁:在日常空间的文化文创打造方面,图书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很多咖啡屋、茶吧都有图书陈设,营造文化氛围,既是美化消费空间,又使得图书跟受众触点更多,图书及周边价值再造,我觉得这是传统图书发展趋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书店等线下文化场所的运营遭受重创。后疫情阶段,出版发行业如何布局与创新?与会嘉宾认为,出版交流是两岸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优秀出版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大使命,是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两岸出版界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与会台湾嘉宾、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陈建安:我们期待在未来,怎么样再深化,尤其在内容合作,人文上面如何深化,制度上怎么体现"两岸一家亲"更便利的方式。与会台湾嘉宾、闽南师范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梁铭华:台湾的出版业、出版品,是不是可以透过两岸合作的方式,透过大陆方,能够到RCEP各会员国,是另外一个可以让台湾出版业走出去的道路。本届论坛已被列为国台办2020年度对台交流重点项目,包括近20位在大陆高校就职台湾专家在内的70余位业界人士参与研讨。部分嘉宾身在台湾无法跨海赴会,则以视频发言的方式参与交流。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出席本次活动并发言:“作为出版界一员,北大社积极实践两岸文化交流,并切切实实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实现了价值的提升。”

02十二月2020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季在厦门开幕 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更多动能

        新华社厦门12月2日电(记者付敏)海峡两岸出版交流季暨第三届两岸出版与人文智库论坛2日在福建厦门开幕。  本次活动的主旨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增进两岸出版交流、扩大两岸人文共识、促进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共有70余位两岸嘉宾参加,包括来自九州出版社、文物出版社、黄山书社、红旗出版社等多家机构的业界代表,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学者,以及在大陆高校就职的近20位台湾专家。  据介绍,论坛的主要议题涵盖两岸出版交流回顾与前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两岸出版交流拓展与深耕、融媒体时代出版业转型与创新、出版与人文智库平台建设、“一带一路”与两岸出版合作新机遇、中文出版“走出去”与两岸出版共创双赢等。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小新表示,出版交流是海峡两岸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优秀出版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大使命,是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本次活动的举办,为两岸出版界和社科界专家学者提供了深化合作的平台,期待为两岸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刘小新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认为,新形势下,两岸出版发行业面临产业变革及竞争,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两岸出版业交流有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出版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文字记录和思想传播上有其独特的作用,对沟通和融合两岸民众的思想、感情、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效用。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出版界一员,积极实践两岸文化交流,并切切实实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实现了价值的提升。”张涛说。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与福建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九州出版社、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02六月2020

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大学法学院 向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全体教师赠送《法学引注手册》

为进一步丰富石河子大学法学类图书馆藏资源,助力石河子大学法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大学法学院联合向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师生及图书馆捐献70余册最新出版的《法学引注手册》,政法学院院长湛中乐教授代表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及图书馆接受了这笔捐赠。统一、细致、合用的引注体例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这部由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官方推荐、24家法学期刊、9家法律专业出版社以及2家法律专业数据库等35家单位共同制定、最新出版的《法学引注手册》,是迄今为止中文法学领域中一个比较完善的引注体例。与现有的引注体例相比,这份手册具有以下明显的优点:1.内容翔实。对于常见文献包括法律文件、司法案例、网络文章的引用,手册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对于英、法、德、日四种主要外文文献的引用,手册也都有相当篇幅的规定。2.考虑周全。编写组本着遵守法律、遵循惯例、尊重作者和编者的方针,能够统一的尽量统一,同时也考虑作者和出版单位的不同需要,使其具有包容性和延展性,能满足不同的法学论文和书籍对引注体例的要求。3.查阅方便。手册正文以条为基本顺序,辅以节和项,前有示例、目录,后有编写说明。相信本手册能为广大法学师生提供一个简便实用的引注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向致力于出版优质法学学术图书、打造深度法律阅读公益平台,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是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点合作单位,五年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应邀参加石河子大学第十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期间,举办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法律图书校园展”,同时举行了《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周大伟译著)与《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指南》两部新书的首发式。书展结束后,学科副总编辑蒋浩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参展的275册图书悉数捐赠给政法学院图书馆,建立起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专架”,丰富了政法学院图书文献资料,为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很大帮助。本次捐赠的《法学引注手册》进一步充实了图书专架,丰富了政法学院图书文献资料,将为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提供巨大帮助。近20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在法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图书资料建设等多方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贺卫方教授、朱苏力教授等几位老师曾先后在政法学院支教,并捐赠了自己的图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湛中乐教授现挂职担任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他代表政法学院对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给予新疆法学教育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今后进一步密切交流、深入合作,惠及更多师生,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优势资源,为兵团、为新疆、为西部培养更多的法治人才,为建设法治新疆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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