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于2017年4月2日至15日到访北京大学。在访问期间，斯金纳教授作了四次讲座，题目分别是“谈文本的解释”（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马基雅维利：统治者与国家”（Machiavelli: the ruler and the state）、“霍布斯：图绘国家”（Hobbes: picturing the state）、“霍布斯及其批评者：自由与国家”（Hobbes and his critics: freedom and the state）。除讲座外，斯金纳教授还与青年学者与思想史方向的研究生作了两次座谈，主题分别是“政治思想史：主题与方法”、“政治思想史：研究与门径”。此外，斯金纳教授还接受了张新刚博士和王涛博士的专访。专访的内容涵盖了与斯金纳本人以及剑桥学派相关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斯金纳的著作以及剑桥学派的思路， 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资料。这些演讲、座谈与访谈经张新刚博士和几位研究生整理、翻译为中文，在此集结出版，以飨读者。
对于斯金纳教授的学术贡献，国内学界并不陌生。他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史家、历史学家、剑桥学派三大师之一。他在思想史方法论研究、欧洲近代思想研究，尤其是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研究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由他所倡导的“历史语境主义”业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思想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斯金纳教授的主要著作如《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国家与公民》、《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政治的视野》以及主编的多部文集已经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此次斯金纳在北大的讲座及座谈展示了他几十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最新思考。这些讲座及座谈生动地阐释了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并以历史语境主义为基础分析了他一直关注的两个重要观念：其一是国家，其二是自由。
关于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学术界介绍颇多。斯金纳教授对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提出系统性批判，并将语言哲学中的“语言-行动”理论引入历史学研究，形成了“语境主义”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克服了传统思想史研究中“文本中心主义”弊病，通过对历史语境的精细梳理揭示思想家的意图，真正实现了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极大地推进了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不过，身临其境聆听他的演讲，又有一番不同于读书的味道。笔者2012年参加在日本千叶举行的“剑桥学派时刻”会议时曾领略过剑桥学派学者生动展示语境主义的风范。当时，剑桥大学学者Raymond Guess曾用一个例子解释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方法：英国驻美国大使在回忆录中记载，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美国之前，英国和美国的一批政府官员曾多次讨论与访问相关的事宜。一天，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向英国的官员们提及当时正在讨论中的建立欧盟军队问题。沃尔福威茨表示，“UK must be careful”。Guess分析道，如果不考虑语境，“UK must be careful”可能表达不同的意图，可以是善意的建议或诚恳的提醒。但是，如果将这句话置于适当的语境中，考虑到沃尔福威茨作为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鹰派人物对欧盟军队的强硬反对态度，那么他说的“UK must be careful”就不是一种建议，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英国的威胁：英国必须远离欧盟军，否则后果相当严重。
不错，“意图”对于理解文本固然十分重要，诚如斯金纳所言，“找回意图是最重要的诠释任务”，但如何准确地理解文本作者的“意图”，并非易事。剑桥学派方法最引人入胜之处也许是通过“语境”理解意图。斯金纳在访谈中解释了这种语境分析的具体方法。他认为，将文本置于语境中理解，有互相关联的三个步骤：第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文本所关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是什么。特定社会的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思想家设定了问题，使得某些议题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第二，文本作者在展开论证时诉诸的思想资源是什么。第三，文本在某种辩论光谱中所占据的位置，即文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作出了何种介入（intervention）。
斯金纳作为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能够将极为复杂的方法论问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让听众立即理解他的意涵。在这几次讲座中，他举出的两个例子生动地展示了这种语境主义分析方法。
在他的演讲第一讲，讲到方法论时。他举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的比喻为例：
“让我们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为例。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君主论》的第18章，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保持权力，并且实现伟大的政治目标，你就应当效法狮子与狐狸。根据传统的解释方法，这段话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表达的信念，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解释这个隐喻，即政治事业的成功依赖于暴力与欺诈。”
对于斯金纳而言，这种从字面意义理解文本的方法并不够。正确的方法是将文本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根据斯金纳的分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文体，即君主宝鉴（book of advice to princes）。而在这一领域，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广泛地受到古典作品的影响，尤其是西塞罗的影响。西塞罗在《论责任》中告诉我们，要保持政治权力，就需要拥有virtus，西塞罗笔下的virtus包括勇敢、明智以及正义。西塞罗在《论责任》中分析了两种不正义的行为，其一是暴力，其二是欺诈，两者都不值得人去效仿，因为第一种属于狮子，第二种属于狐狸。 借助这样的语境分析，就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并不仅仅是在陈述自己的信念，他同时也在引用西塞罗，质疑与讽刺传统的主张，反驳人文主义政治理论的标准观点，从而提出对政治德性的新的解释。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不只是在陈述自己的信念，同时是在介入（intervention）当时的政治辩论。根据斯金纳的观点，在解释文本时，最富有成果的方法不是专注于作者确认了什么信念，而是把作者看作是在介入不断进行的社会辩论之中。“所有的哲学文本，不管它们有多么抽象，都是一种论战性的介入，都是在参与当时存在的辩论。因此在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种绝对的分别。其次，如果所有哲学文本都是一种朝向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某个个别作家的文本，而是话语（discourse），要理解其中一个文本就必须同时理解其他所有文本。”
斯金纳的语境主义阐释方式不仅适用于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文本，而且也适用于宽泛意义上的文本，如绘画。斯金纳第三场讲座“图绘国家”通过分析霍布斯《论公民》和《利维坦》两部著作中的卷首图，形象地展示了霍布斯的国家观念。
根据斯金纳的解释，西方传统在论辩中有运用修辞方法的习惯。不过，到了艺复兴时期，随着印刷术的兴起，一种新的方法，即绘画变成“一种极为有力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呈现观念的形式”。
以这种语境为背景，斯金纳颇为细致地分析了霍布斯于1642年发表的拉丁文版《论公民》以及于1651年英文版《利维坦》两部著作的卷首图。他强调，两部作品都有意义丰富且精妙绝伦的卷首图。这些图“最好地展现了两本著作复杂的政治观点。”
斯金纳分析的重点是《利维坦》卷首图所表达的政治哲学涵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仔细地比较了《利维坦》和《论公民》两幅卷首图的布局安排与构成要素。尤为重要的是，他对那些可能影响了《论公民》与《利维坦》卷首图的绘画作品作了分析，诸如丢勒（Dürer）、克拉纳赫（Cranach the Elder）与布鲁盖尔（Breugel the Elder）所绘的末日审判图、文艺复兴时期博洛尼亚人阿基勒·波齐（Achille Bocci）于1574年创作的寓意画书本《符号议题》（Symbolic Questions）、切萨雷·瑞巴（Cesare Ripa）1611年的作品《图像学》（Iconologia）以及流行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人形地图（anthropomorphic map）等。所有这些绘画构成斯金纳所谓的“思想资源”。通过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分析，斯金纳得以令人信服地展示霍布斯《利维坦》及《论公民》卷首图中诸多要素的含义。这些分析构成分析霍布斯卷首图所贡献的“介入”部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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