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叙事，其实都是自传。
本书也是一部宏大叙事，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大萧条时期。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在一座贫民窟的餐厅做服务员，好为不太宽裕的家里挣些口粮。那家餐厅坐落在美丽的温哥华市区。每天，我都要接待一些穷困潦倒的顾客，他们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无尽的财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我年青的头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餐厅的顾客大多曾在农场、森林、矿场或渔场做工，但在大萧条那几年，他们许多人都失了业。由于挣不到薪水，他们只得靠当地救济机构发放的每周用餐券过活。领到用餐券后，失业者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贫民窟餐厅。只有在那里，他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几分钱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由于不列颠哥伦比亚是加拿大冬季最温暖的省份，所以，加拿大的失业人口也就汇集到了温哥华（这个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唯一一座加拿大大城市），就像美国的失业人口汇集到了加利福尼亚一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失业者来到这里。他们一跳下货运列车，就向救济机构走去。我们那家餐厅每天接待新顾客的高峰时段，可以根据货运列车从寒冷的草原省份驶入温哥华的时刻表推算出来。
我当时虽然还是个孩子，心里却也很清楚，这些失业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鬼，也有许多人在工厂、矿场、木材厂、渔船或罐头厂工作期间因伤致残。断指、残腿、截肢、眼罩，十分常见。在这些人居住的贫民窟，我曾打过好几年工，度过许多个周末和“暑假”。此类场所常见的低俗标志，那里应有尽有：廉价的住所，当铺，啤酒馆，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
我们那家餐厅对面碰巧有一座广场，被称为温哥华版的“海德公园”。每天晚上，世界产业工会的演讲者都会在那里发表一些充满火药味的不同凡响的演说。从肥皂箱上讲演过后，他们通常会到餐厅买咖啡和馅饼。此时，天色已晚，餐厅里没有多少顾客，我就能闲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和为世界产业工人声言的那些发言人聊天。我对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吃惊不已。他们批判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幻想；他们对市级、省级和自治领的官员不屑一顾，称其为统治阶层的“马屁精”，而非人民公仆；他们提到通常受人爱戴的“骑兵”（加拿大皇家骑警）时，称其为“哥萨克”；他们声称，加拿大的洲际铁路，以及他们所熟悉的货运列车，其管理者和所有者应该是建造它们的工人，而非从中牟利的银行家和股东。
这些话语令我这个懵懂的少年目瞪口呆，但其震撼程度却比不上周围的现实。那些年，我的人生态度非常严肃。对于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提出的问题，以及自己每天观察和经历的事情，我力图马上理出头绪，找出答案。有一个重大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美丽的温哥华拥有无尽的潜力，但为何现实却是如此悲惨，差距却是如此残酷？我知道自己那些顾客和朋友憎恨失业，渴望做工。显然，数以百万吃得很差、穿得很差、住得很差的人们亟需食物，但却无人种粮；亟需木材，但却无人加工；亟需鱼肉罐头，但却无人制造。然而，那些无缘做工的失业者为何不能从事这些自己十分在行的工作，何况加拿大社会又迫切需要这些工作？为什么？
虽然温哥华的海滩和山峰极富魅力，我也曾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去游山玩水，但却发现自己反复回到这个简单的问题，令我苦恼不已。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的答案虽然令我震惊，但最终却还是无法让我满意。不过，他们至少对我进行了鞭策，让我产生疑问，并从知识和情感的角度去挑战那些既有的答案。
起初，这种挑战令我形成了一些看法。然而事后回想起来，那些看法实在是单纯得可笑。当时，我对一种理论十分着迷，该理论认为，加拿大的问题可能源于其历史上缺乏美国独立革命那样的革命运动。美国是个富国，相对而言，美国人生活得更加富裕（我们这些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加拿大人当时误以为情况就是这样）。在18世纪，美国人成功地推翻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加拿大人却依然留在大英帝国，在我看来，我们这些身处困境的帝国臣民的出路，或许就是发布自己的《独立宣言》。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曾对我说，英国人的牟利方式就是剥削加拿大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一假说与此相符，从而增加了几分对我的吸引力。
这些年轻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显得有些幼稚，但滋生它的那些贫民窟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比我在任何课堂上或书本里学到的东西都更加深刻和长久。不管听上去多么陈腐，那家贫民窟餐厅永远都是我的第一所“大学”。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如今依然成立—官方论调与社会现实之间，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使所有的社会都深受其害。一个历史学者的角色，就是阐明那种差距的起源。
这一看法，即便是在当时，以我的个人经历为参照，也是不言而喻，无可辩驳。因而，当我发现老师们坚决不同意我的观点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我直截了当地追问他们为何选择讲授历史时（这是我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选择的进修科目，所以不足为奇），他们含糊其辞，说什么有教养的人士需要熟知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我的个人经历和观察力来判断，这种回答十分牵强，我拒不同意。所以，我坚持了自己研究历史的初衷，不是为了装点文化，而是把它当作理解社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