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市场创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本书通过微观研究描绘中国金融市场创新的过程，阐释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机制，助力完善中国金融市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研究证据。本书的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金融市场人才创新。这部分包括三章，分别从公司捐赠、公司税务管理和公司与投资者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金融市场中创新型人才的作用。第一章“换位、制度行动者与外围影响悖论——基于海归董事与公司捐赠的视角”从组织研究的角度回答了经典、前沿问题：是那些具有清晰的身份认知、聚焦的专业知识和对组织绝对忠诚的人对组织更有用，还是背景更复杂的人对组织更有用？笔者结合管理理论将转移（即将一个情境中的观点带到其他情境中）作为创新变革的一种机制，并研究在何种条件下行动者能够成功开展创新变革。笔者提出，既能接触到其他环境，同时又能充分嵌入所关注领域的行动者，可以更有效地创新。这样的行动者既能看到潜在的新观点，也能成功引领其实施。本章利用200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公司董事会中存在有相关海外经历的海归董事，能够显著促进公司通过企业捐赠这一具体形式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支持了以上理论观点。本章的研究对管理理论做出了创新性贡献，也为中国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第二章是“海归董事与公司税务管理”。本章研究流动的个人，如海归董事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的避税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当避税水平过低时，海归董事可以引导企业增加避税，而当避税水平过高时，他们可以引导企业减少避税。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强于非国有企业，获得MBA学位的海归董事、有会计或审计背景的海归董事或海归独立董事的影响强于其他海归董事。总的来说，本章得出如下结论：在海外学习或工作后归来的管理层精英将国外的企业避税做法传递给原籍国的企业。同时，我们强调董事会在监督公司避税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三章是“海归董事与投资者关系——基于2000—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本章探讨新兴市场中的企业重视及改变投资者关系的驱动因素，发现新兴市场中投资者关系发展主要源于创新型金融人才推动的制度环境扩散，而非少数海外上市公司的主动学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海归董事比例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则每年跟踪该公司的分析报告增加23份，该公司的非强制披露公告增加 2 份， 主流财经媒体对该公司的新闻曝光增加 8 篇，相比样本均值分别上升 86%、17%和 14%。与此相较，我们发现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并未表现出更强的投资者关系水平，说明公司主动学习机制对促进投资者关系并无显著作用。本章对新兴市场企业重视及改变投资者关系的驱动机制给出解释，证明是外部制度环境驱动新兴市场内部投资者关系的发展。本章进一步拓展对创新型金融人才在全球化进程、公司治理中担任角色的理解。创新型金融人才不仅是知识技术的传播者，还可成为制度扩散的传递者。本书第二部分研究金融市场风险防范，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交易所公开信息和股票市场波动率的角度探讨投资者与股票市场价格风险防范的关系。第四章是“投资者关注与市场反应——来自中国证券交易所交易公开信息的自然实验”。本章研究中小投资者关注与金融市场交易信息公开制度。中小投资者关注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市场监管层以及资产管理从业者的高度关注。交易信息公开制度是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披露的信息因时效性、权威性及独特的交易价值，吸引了大量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的关注。然而，以往文献尚未对其功能及效果展开充分检验。本章研究了交易所定期发布交易信息这一吸引投资者关注的事件对投资者交易行为和相应股价表现的影响。本章创新性地借助交易所披露的交易信息和涨停板制度所提供的自然实验设定，剔除了引起投资者关注事件背后的基本面影响，纯粹地考察投资者关注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规范适度的监管性信息披露引发的市场关注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性，抑制了股价过度波动，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这些证据为证券市场监管层和资产管理从业者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即需要重视信息披露制度的价值，通过规范适度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健全的投资者教育制度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减少非理性的市场波动，提高市场定价效率。股票市场中政府主导的信息披露对非理性交易具有抑制作用，有利于中国防范化解金融市场中非理性交易带来的风险。第五章是“股票波动和心血管疾病入院率——来自国家保险赔付流行病学研究（NICER）的成果”。本章研究在中国偶发的股市大跌中股票波动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我们采用时间序列的研究设计，根据覆盖中国174个主要城市的国家保险赔付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评估中国两个主要指数的每日回报率与心血管疾病及其亚型的每日入院人数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指数日回报率每变化1%，每日因特定原因导致的心血管疾病住院人数的平均百分比变化。我们发现，在中国2014—2017年的股市动荡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每日指数回报率与心血管疾病入院人数之间存在“U”形关联。每日指数回报率变化1%，当天所有心血管疾病、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心力衰竭的入院人数分别增加128%（95%CI：104%—153%）、125%（099%—151%）、142%（113%—172%）、114%（039%—189%）。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使用最广泛的数据来拓展财富和健康特别是心血管健康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本书第三部分探讨互联网金融创新，包括两章，分别从投资者金融教育程度和投资者过度自信的角度来理解不同投资者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的行为。第六章是“金融知识和性别差异对贷款投资业绩的影响”。本章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研究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金融教育程度”——投资者掌握的金融知识以及有助于判断金融产品风险和收益的信息如何影响他们对所投资产品的评估，从而影响其投资决策和结果。我们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互联网金融投资上“犯错”，她们的投资结果呈现出更高的风险（坏账）水平和更低的收益率。这个结论似乎与以往的文献和大众的认知相悖——过去有学者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在投资风格上更趋于保守。实际上，无论在文献中还是在大众的印象里，对男性和女性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结果的比较都在一个相似的群体中进行，如大学生群体、银行员工群体等。这些群体中的男性和女性在综合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金融教育程度等方面有相近的水平，因此，更厌恶风险的女性更愿意投资风险程度低的金融产品。过往的研究发现，无论中外投资者、男性或女性在金融教育程度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即男性投资者往往比女性投资者掌握更多金融知识和信息。因此有理由推断，相比男性投资者，女性投资者的失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她们的金融教育程度较低。本章不仅从个体层面剖析了提高金融教育程度对提升投资收益的作用，而且为正在由低包容度向高包容度转变的中国金融市场和企业带来了启发：投资者教育有利于培育一个更加良性发展的金融市场，实现投资者和金融服务供应商的双赢。第七章是“谁说女子不如男？——互联网金融投资行为与过度自信”。本章利用某网站5000多名投资者的交易数据，提供了互联网金融市场上男性过度自信的新证据。以往文献多分析股票市场中的性别效应，但由于股票交易的复杂性，研究结论易受风险偏好、信息不对称、预算约束等假说的影响。我们利用互联网金融线上交易数据，可以降低这些干扰因子的影响。在这5000多名投资者中，男性换手率比女性高167个基点，年化投资收益率低24个基点。这些区别在高换手率、低收益率的子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男性过度交易从而付出更多交易费用。当不考虑交易成本时，男女投资者的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别。本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特殊市场结构与交易特性，将过度自信假说与风险偏好、信息不对称、预算约束等假说通过实证检验区分开来。本章将过度自信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金融投资者行为研究，对于拓展过度自信理论的应用范围及投资者教育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