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展望
本书作为国内出版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最全面系统的著作，试图在理论概述部分对跨学科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对各个跨学科的分支进行理论的反省，从而使跨学科研究得以推进。
跨学科研究并非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诞生后才有的，它的历史比比较文学还悠久，即使将跨学科研究限定在文学研究上也是如此。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发生之前就存在着，当孔子在《论语》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时候，当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诗学》中将文学与哲学、历史进行比较的时候，应该是东西方较早的跨学科研究。“兴于诗，立于礼”暗含着抒发情感的文学与以理节情的伦理的比较，而礼乐并论则试图以审美调和分化的伦理秩序，使之达到大和。在传统中国，诗礼人家与礼乐之国是儒家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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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而中国消弭学科的文化倾向，使得更注重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六经皆史，都暗含着跨学科研究。西方自推崇哲学贬低文学的柏拉图之后，一直存在着文学与哲学之争，亚里士多德仅仅是肯定文学，16世纪的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的《为诗一辩》，专门就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甚至有文学超过哲学之论。这都是比较文学诞生前的跨学科研究。
比较文学在诞生与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将跨学科纳入其中，从法国的卡雷（Jean-Marie Carré，1887—1958）到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1921— ），都将比较文学限定在文学史的范围内，认为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直到1958年在美国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的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以《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论文针对以法国人为主导的比较文学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当雷马克（Henry Remak，1916—2009）认为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的比较以及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时，就将跨学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之中。此后，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音乐、绘画乃至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的论著逐渐增多，而且给比较文学带来了空前的活力。
尽管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出现之前就存在着跨学科研究，但是，归属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仍然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并不一定是以文学为中心的，譬如中国古代的“六经皆史”就将文学（《诗经》）、艺术（《乐经》）、伦理（《礼记》）与哲学（《易经》）等都归入历史的范畴，强调的是历史的价值；而归属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则以文学为中心，是为了研究文学的特性而将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的。其次，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对于世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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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的写作也大有裨益，因为世界文学史的写作除了理清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脉络，还应该与世界美术史、音乐史乃至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宗教史等进行比较，从而概括出世界文学史发展的独特规律和风格特征。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早就指出经济发展与文学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在经济发达的现代，希腊神话与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已经离我们远去；韦勒克也分析过文学与哲学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在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浪漫主义时代英国哲学上充斥着功利主义，因而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行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分类并非不存在歧义，而且在不同文化中与文学的关系差异也很大。譬如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在西方文化中就不是并列关系，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是并列关系。与文学最近的表现领域是艺术，文学与艺术包括了文学与音乐、文学与绘画、文学与戏剧、影视等；但由于文学是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差异还是很大，历史与哲学等都可能成为文学，如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前87）的《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庄子》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而与文学最近的音乐与绘画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文学。因此，文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包括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人类学等。文学与社会科学比起上述两类相对较远，但文学受社会、政治的影响也很大，文学与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法学等。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是指文学与自然环境，是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后对环境的破坏而产生的，包括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最后是文学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虽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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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比较远，但科学的发展与新技术革命对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时，跨学科研究已经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从1978年到现在的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斐然。1989年乐黛云与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出版，杨慧林、蒋述卓等人的文学与宗教研究，曾繁仁与鲁枢元等人的文学与生态环境的跨界研究，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研究，高旭东的文学与哲学研究，都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专门领域的深化。而且中国出版的多种比较文学教材，几乎都设有跨学科研究的专章或专节。西方学者虽然对跨学科研究的多个领域进行了详尽阐发，但是，他们几乎将跨学科研究局限在西方文化的系统之中，几乎没有涉及到东方或其他文化。而中国学者一开始就将跨学科与跨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如诗与画关系的研究，中国学者在论述王维（约701—761）所达到的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时，往往同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等人的类似论述进行比较；在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除了对中国的文学与哲学进行比较外，还对中国的文学与哲学同西方的文学与哲学的异同进行辨析。
跨学科研究充满活力，并且对未来的文学研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文化研究的方兴未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前信息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已不能发挥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而影视、网络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分析各种文体在不同文化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的变异，研究当前文学与影视艺术的关系，不但对于比较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是必需的，而且对于未来的文化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