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9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自选集《走向哲学的刑法学》，200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自选集《走向规范的刑法学》，2018年将出版第三部自选集《走向教义的刑法学》。此次，将三部自选集纳入“陈兴良作品集”同时出版。各部自选集出版时间相距10年左右，加上第一部自选集向前延伸的10年时间，是我跨度长达30年的刑法学研究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的荟萃。而三部自选集的书名，也正好反映了这三个时期我的刑法学研究的主题。
从《走向哲学的刑法学》到《走向规范的刑法学》，这两个书名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我的第一次学术转向。
《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是从1988年开始到1998年为止，我在刑法哲学研究上学术努力的一个总结。1988年5月，我获得博士学位，完成了专业学习，开始从事刑法学的学术研究。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为刑法哲学三部曲：《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和《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这三部专著的创作过程中，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是三部著作的精髓之所在。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在这一时期对刑法哲学的学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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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向规范的刑法学》到《走向教义的刑法学》，是我的第二次学术转型，也可以说是一次学术提升。如果说，《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中的“规范”，更多的是强调了研究对象的具象性，因而完成从对抽象的刑法理念的研究到对具象的刑法规范的分析。那么，《走向教义的刑法学》中的“教义”，就不仅是一种规范，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信仰。这里的教义，也可以理解为教义学，即刑法的教义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义的刑法学也就是刑法的教义学，是法教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刑法学界，教义也称为信条，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我认为，无论是教义还是信条，都具有一种先验性，它是以某些先验于我们的知识前见而构成的。这些知识前见形成了一个学术话语系统，成为刑法研究的知识来源，在此基础上我们“接着说”。同时，它又是一种分析工具，利用这种工具，我们可以对现行刑法规范进行有效的法理分析。从“规范”到“教义”，尽管研究对象没有改变，但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可以说，刑法的教义学研究才真正使刑法学成为一门规范科学。
刑法学走向教义学，这是以德日刑法知识的大量引进为前提的。在过去学术封闭的年代，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只能停留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其理论层次相对还是较低的。尤其是，在这种学术的“自说自话”的年代，刑法理论的成长是极为缓慢的。而引入德日刑法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为我国刑法学术与世界接轨提供了可能的条件。由此，我国的刑法学术研究不再自外于世界的学术潮流，而是汇入世界性的刑法学术潮流。因此，对于刑法的教义学研究来说，必须经历的两个步骤是：学习和消化。学习是引入德日的刑法知识，引入的方法包括翻译介绍和对外交流。消化是实现德日刑法知识的本土化，利用刑法的教义学方法，对我国刑法进行研究。在这当中，刑法教义学的学术启蒙显得十分重要。
在教义刑法学研究中，我个人较为满意的学术成果是以下三部专著：《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值得说明的是，《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是我2007年出版的《刑法知识论》一书的升级版，在这两部专著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因此作为知识转型的一种努力，我从2000年开始致力于刑法方法论的探究，尤其是对我国刑法学的苏俄化特征的描述以及去苏俄化的倡导，引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不遗余力地疾呼。尽管传统的学术力量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要想改变十分困难，但毕竟要有人站出来说“不”，否则历史将永远重复、停顿而没有发展。
如果说，《教义刑法学》一书侧重于对德日刑法知识的介绍，那么《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一书就是对我国刑法学术地基的一种清理，而《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一书则是对我国刑法方法论的一种探讨。正是在《教义刑法学》一书中，我提出了“走向教义学的刑法学”这个命题。如果说“走向教义学的刑法学”是一个目标，那么，刑法的知识转型就是达至这一目标的途径。“刑法的知识转型”是我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走向教义学的刑法学”这个命题一起，成为近年来我的一种学术目标和学术标签。
收录在《走向教义的刑法学》一书中的是采用教义学方法，对刑法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的论文，也是近年来我在刑法教义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其中，《刑法教义学方法论》一文，刊登在《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是我国最早讨论刑法教义学的论文。该文曾经编入《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一书，这次重新收入《走向教义的刑法学》一书，使之回复到一个应然的位置，也成为我的刑法教义学研究的起始之作。同时，对其他两部自选集的若干论文也作了适当的调整。例如，在《走向哲学的刑法学》一书中，增加了《法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考察——尤其以刑法学为视角》一文，是我对刑法知识形态进行论述的第一篇论文。该文发表在2000年，时间上接近于《走向哲学的刑法学》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在刑法哲学思考基础上，对刑法知识进行整体性认知的起始之作，将该文收入《走向哲学的刑法学》一书更为妥当。此外，在《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一书中增添了《刑法机能的话语转换》和《转型中的中国犯罪论体系》两篇论文。从三部自选集收录的论文来看，似乎《走向哲学的刑法学》和《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两部书的内容更偏向于学理性；而《走向教义的刑法学》则更注重对刑法规范的教义学诠释，而不是对刑法教义学原理的论述。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我在《教义刑法学》一书中已经对刑法教义学原理进行了专题性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这种刑法教义学的分析工具，对我国刑法中的理论问题进行教义学的阐述，以此形成我国本土的刑法教义学知识。这当然只是一种预期，但我愿意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
三部自选集的重新出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对自己的刑法学术生涯的总结，而不是终结。尽管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在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所能起到的只是一种过渡的作用。但我还是认为，在正确的学术道路上前行，才是一种不负使命的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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