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语言与文化》一书是罗常培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研究成果。罗先生于1938年辗转抵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后，便利用云南少数民族多的条件，开展民族语言调查。自己调查，组织学生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言与文化》一书附录四《语言学在云南》所列41项成果中，有17项是罗先生自己调查的。1944年至1948年，罗先生借在美国几所大学讲学之机，也收集相关的资料，做类似的调查。
《语言与文化》一书写于半个多世纪前，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1989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经汪大年先生根据作者保存的夹有好几位先生签注意见的本子做过整理的重印版；200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据《罗常培文集》第五卷核校稿排印的新本。2008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本曾据1989年本核校。
本书重排，依据1950年版，改用简化字。行文及原用名称、术语等不予改动；只把原用汉字写的年、月、日及世纪、年代等改为阿拉伯数字，“国语”改为“普通话”；调整了少量标点，如浪线书名号改用《 》等，适当用了顿号。不以原书或后出的版本改订引文。
书中的外国专名，大多附有拉丁字母写法，所以旧译名不改为现在通行译名。如10页那洼和（Nawaho）语，不依《中国大百科全书》改作那伐鹤语；39页徐勒吉（Gustav Schlegel）不改为史莱格尔。
书中所用民族名称和地名，是当时的叫法，其中有不少发生了变化，今天的读者不一定熟悉，为方便读者，作了一些简单的注释（僮族径改壮族，栗粟族径改傈僳族）。出注以大学文科水平为度。现行县级或相当于县级以上地名不注。1950年本的注释是脚注，每章统一编序。现在仍为脚注，改为每页编序，用①②等标示。这次加的注则每章统一编序，用[ ]标示，置于章末；个别随文注也用[ ]，如自序中向觉明[向达]。少量专名一时没有查到，暂予空缺。有一部分专名不止一次出现，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并对这些注解编了索引，以方便查检。
1950年版所附勘误表，已悉予订正，个别其他误植，亦随文订改。
1950年版，目录每章之下列有要点，以起内容索引作用，今予保留。书后所附著者其他著作目录，亦予保留。
对于1989年本据作者保存本增加的内容（包括正文和注），用下加线标示；2004年本编者对一些论著出版情况加的脚注，移作篇末注，用#[ ]标示。
书后所附著作目录为1949年时的情况。2008年出版的《罗常培文集》第10卷有著作全目，读者可参阅。
这次再版，注者和责任编辑分别核校了1950年本。注者对2009年“注释本”索引所列240条注作了检查修改，新加注130条，故名为“注释增订本”。
罗常培先生在第一章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罗先生的《语言与文化》确实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最近二三十年，论述语言与文化的著作数量可观，而且各有千秋，从语言文化生发开去，天地广阔，读者自可参阅。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胡双宝
2008年8月
2017年5月改订

序言
陆志韦

自从语言跟文字分了家，语言的地位让象形文字占了去，人已经忘了语言是劳动的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跟所谓思想方式全是手跟发音器官联同创造出来的。人要是不能说话，就不会有合群的工作，也不能把劳动的方法传授给别人。比较复杂一点的机器也全都是手跟口腔联络着工作，才能制造出来。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至多不过是古人劳动的记录。文字脱离了语言，脱离了生产，哪里还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呢？
莘田先生写了这本小书，书名是“语言与文化”，不是“文字与文化”。这在中国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成绩已经是很可观了。我希望中国人的研究语言从此走上了科学的大路，也就是走上了群众路线。中国文化是中国大众的生活方式，中国话（特别是汉语）是中国人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工具。所谓“文物制度”“书画琴棋”，那是少数人的。汉字也是少数人的。
我念了莘田先生的书，不由得想到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是何等的可怜。比如我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的，可老得在汉字上“钻点子”。前些年甚至于不敢把研究的目标说给人家听。莘田先生这书的内容大部分也还得在汉字上下工夫，因为中国话的历史全部是用汉字写下来的，除了少数民族的一些近代史料。
语言学的工作，它怎能配合上建国的事业，那得靠一些认清楚任务的人来继续努力，通同合作。中国话的条理，它的结构、范畴，究竟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有什么关系，我们该怎样用语言的工具来改进中国文化，那工具本身该怎样修改，这些问题是极难回答的。1950年1月，陆志韦敬祝
莘田先生成功！


自序
这本书前七章的初稿是1949年1月28日深夜，就是夏历戊子除夕，才完成的。当时北京虽已和平解放，但人民解放军还没开进城内；煽惑性的恐怖流言还在传播着。在我写完末一个字把笔撂下的当儿，真没想到在北京解放的周年纪念日，它会全稿印就，将要跟学术界见面了！
1943年夏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办的文史学讲演会，我曾经用“语言与文化”这个题目公开讲演过一次，并且由马汉麟同学把讲演纲要记录下来：这本书的间架从那时候就建立起来了。
1945年旅居北美西岸的客来而忙［克莱蒙特］（Claremont），每周末忙里偷闲地补充了一些材料，可是一直被别的事情打岔，始终没机会写定。1948年过完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后，围城中无事可做，除了对于沙滩区同人的安全问题略效微劳以外，集中精力来写这本书。炮声和冷弹并没影响我“外愈喧而内愈静”的心理。记得当年长城战役促成我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卢沟桥烽火促成我的《临川音系》；那时的心境虽然跟前年岁暮迥不相同，可是忠于所学的态度前后是一致的。解放以后我的思想意识逐渐地起了转变，对于这本书的看法也放弃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旧观点。所以经过相当时期的酝酿和学习，直到前七章都快印好了的时候，才把第八章“总结”做成。
全书的内容、旨趣和观点，在“引言”和“总结”两章里已经交代过了，这里无须再多说。材料虽是从各方面搜集来的，但贯串编排却是我自己的初次尝试。不用说，形式和实质上的缺陷当然很多，还希望读者们切实批评，好让它能有进一步的改善。
让我首先谢谢吴玉章、陆志韦、向觉明[向达]、季羡林几位先生！承他们详细地校阅原稿并给了很多有价值的批评或改正。吴、陆两位先生为鼓励著者，还分别给这本书题字，作序。其他对于这本书的完成，直接间接有所帮助的，除了在书里已经声谢的以外，我还得郑重地谢谢王利器、吴晓铃、周定一、俞敏、殷焕先、张清常、陈士林、喻世长、杨志玖、齐声乔诸位先生！他们对于补充材料、审核内容、校对印件各方面，分别尽了相当的力量。全稿的抄写是由许建中、张立仁两个同事协助完成的。
本书的刊行承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曾昭抡先生、出版部李续祖先生和诸位工友们帮了很大的忙。它现在所以能够和读者提早见面，完全靠他们的鼓励和合作。我在感谢之馀同时觉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和集体力量的伟大！
1950年1月31日，北京解放周年纪念日，罗常培序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