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术界的对话研究历史悠久。1923年，列·雅库宾斯基发表的《论对话语》一文开启了对话研究之先河。文中，列·雅库宾斯基不仅从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宏观剖析了日常自然对话的特点，而且还研究了语言的形式问题。继列·雅库宾斯基之后，俄罗斯学者继承对话研究，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常对话语。后继者们的研究方向从语言的形式问题转向语言的功能问题，他们运用语言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日常对话的类型、对话的语法特点、对话的结构特点等。其中，米·巴赫金对对话语研究最为深入，也最具特色。米·巴赫金不仅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形式，而且还从自然对话与独白语中引申出话语对话性思想。在话语对话性的研究中米·巴赫金提出了对话主体性问题，米·巴赫金不仅关注自然对话中的说者与听者，而且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作者与读者。文学作品中的作者与读者是内在对话性研究中的两个对话主体。“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性杂语和各种杂语对世界、对社会的把握领会（正是这些一齐合奏来表现小说主题）被纳入小说后，……便是形之于外的假托作者、叙述人以至主人公形象”。米·巴赫金的这一论断直接道明了“小说中的说话者是作者、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形象（小说人物）”。“小说中既然有说话者，就必然有说话对象，这说话对象是读者，而小说的作用乃靠说话者与读者产生对话；其次是说话者的话语，这话语是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又必须是读者所能明白的话语；因此说话者在小说里必须通过不同的形式完成对话作用”。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是文学作品中真正的对话性关系，作品是作者与读者进行对话的渠道。文学作品中不仅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显性对话，而且有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和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隐性对话。米·巴赫金把读者的地位上升到与作者同等的位置。后来，随着语用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读者（受话人）这一因素在文本交际中的作用。不仅如此，学者们还把对话研究与语用思想结合在一起。“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既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语用学为研究文学作品中各种对话形式的语用意义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理论依据。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上述显性对话和隐性对话的具体表现形式的语用分析，达到帮助读者洞悉作者的美学创作意图，并最终帮助读者实现理解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真正对话的目的。
自苏联1991年解体以后，随着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改变和苏联原有的书刊审查制度的取消，俄罗斯的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女性文学”异军突起，并蓬勃发展。在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在俄罗斯文学界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无论是老一辈女性作家还是新生代女性作家，她们都在积极创作，她们作品的体裁多样、主题新颖、内容丰富。正是由于这些女性作家孜孜不倦的辛勤耕耘，她们的创作成就越来越高，这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她们的作品，并对作品进行研究。正如国晶在其《文学修辞学视角下的柳·乌利茨卡娅作品研究》一书中所说，“在俄罗斯文学界，一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广受大众读者的欢迎，诸如乌利茨卡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托尔斯泰娅、托卡列娃等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她们笔下的优秀作品在俄罗斯本土以及世界范围内都得到认可与好评，很多文学研究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些女性作家及其创作，并将她们作为俄罗斯文学中女性主义写作的典型个案进行研究。”国晶：《文学修辞学视角下的柳·乌利茨卡娅小说风格特色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第25页。本书将以当代俄罗斯著名女性作家维·托卡列娃的作品为语料进行研究。
维·托卡列娃是公认的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一个鲜明的代表人物，她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发表作品，90年代之后她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仅莫斯科ACT出版社就为她出版了多卷本中短篇小说集。维·托卡列娃不仅遣词造句生动活泼、简单易懂，而且书写当代人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因此她的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维·托卡列娃的小说内容大都反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所以她拥有大批女性读者群。此外，通过阅读维·托卡列娃的小说，读者能深刻感受到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普通民众生活的变化，尤其能感受到俄罗斯女性在物质、精神、伦理、人生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小说中反映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