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第一章人为什么而活？·



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资源，而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正在过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对此问题所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我们的回答当然还要取决于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我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会立即引起另外的问题。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或为了谁）？我的生命是为了什么？

但是，这个问题究竟属于哪一类？有些哲学家说，这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而只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像真实问题的妄想，因为它具有与那些真实问题相同的形式：我工作是为了什么，或者我的银行存款要派什么用场，或者我厨房墙上的钟有什么用处。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直觉至少有一些是高度独特的，这种直觉可能最终真的是一种幻想，有一些丑角就利用我们的这种直觉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开一个大玩笑。有些饱学之士到处发表有关人生意义的武断意见，伍迪·艾伦（Woody Allen）也为让这些高谈阔论的人大大泄气而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些笑话让我们全都捧腹大笑，因为这里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有点荒诞不经。但是如果这些纯粹是荒谬的，那么，这种幽默则是浅薄的。笑话很可笑，有其深刻性，这是因为它们触及了神经，提醒我们尽管这个问题看上去是多么的荒唐，但我们没法摆脱它，或者不能没有它。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不同于其他问题。它既是基础的又是幻觉的，既是紧迫的又是荒谬的，既是独立的又是共有的。在某些时刻，它给我们施加千钧重力；但在其他时候它却轻如鸿毛。在大部分时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要说的可能最明白不过的一点，就是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的性质。我如何回答，这取决于我的利益、趣味、才能，以及我的教育、社会和经济环境——简言之，取决于把我和你以及其他每个人区别开来的许许多多的因素。所有这些差异都影响到我会关心什么，因此也影响到我如何选择度过自己的一生。人们所过生活的多样性反映着他与生俱来的天赋（气质、文化和其他）的多样性。天赋的差异决定着用什么观点去处理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它们使这个问题“个人化”了，这一点是很现实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不一样，因为我是从我自己的独特的禀赋角度去看它的。当然，这对于你以及其他每个人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

但是还有第二点，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对我而言是一个个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只有我才能回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代替我回答这个问题，即使他们对我的性格的了解像我本人那样透彻。我当然可以向其他人学习，从他们的榜样中汲取教益。但是不管他们的所言所行如何让我受到启发或鼓舞，只有我对人生意义问题给出的答案对我来说才具有确实性，这仅仅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可能与你的一样。我们可能关心同样的事情，过着类似的生活。我们可能采用同样的标准去判断其他人的生活是否有目标和有价值。我可能因我们的和谐而感到安慰并受到鼓舞。但是什么事情对我是最重要的（什么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非是对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的正确答案，这个答案其他人可能已经找到了，但是我的答案才是正确的，即使其他人早就发现了它。

但是并非对于所有的问题这都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对于其中的许多问题是不正确的。例如，数学中的问题就是这样。17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Pierre de Fermat）去世后，在他的藏书中发现了一本书，在书的空白处有一条记录，上面写到他发现了“无数不可思议的证据”可用来证明以下定理：整数x、y和z不能为零，在xn+yn=zn中，其中n是一个大于2的整数。费马指出，此书的空白处太窄，写不下他所发现的证明。这就成了费马的“最后的”定理，“最后的”是因为这是最后被证明的。事实上这个定理直到1995年才被证明，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在那一年发表了他的证明。这个证明被发表时，举世欢庆，他的发现成了通俗书刊广泛讨论的主题。举世同庆的理由是很显然的。虽然只有少数专家能懂得怀尔斯的推理，但显而易见的是困扰人们的数学问题现在已得到了彻底解答，其他人可以把它从自己的目录中勾销掉。还留下了其他一些问题，但至少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其他数学家再也没有理由问自己费马的最后定理是否已被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