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当我十年前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想到能够切身地体验那里正在发生的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我就感到由衷的兴奋。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所经历的转型正是古典社会学一直致力于研究的主题，并且中国转型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今天的西方社会学家，包括我在内，在我们成年的时候，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转型结束了的社会。现在的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经历着一场工业化革命。1978年的经济改革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出现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的亿万富翁，在最新的统计资料中，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0个。中国所发生的改变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都感到震惊，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转型的速度前所未有，更因为它的规模史无前例。要知道，我们研究美国的工业化历史所面对的不过是一个人口只有区区2 000万（1850年）的国家，而中国在1980年进行工业化革命的时候，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9亿8 000万。
我们这代西方社会学家都热衷于研究社会转型，因为这也是我们学科的先驱——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杜波依斯、珍妮·亚当斯等人致力于研究的问题。但是和他们不一样，可供我们研究的要么是历史资料，要么是那些已经陷入停滞的转型社会。譬如，那些致力于研究拉丁美洲和非洲社会转型的学者并没有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看到像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那样迅速而显著的转型，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国家都陷入了停滞。因此，热衷于研究社会转型的社会学家要么陷在了19世纪的历史研究中， 要么无法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没有像早期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经历同样的社会转型。尽管日本是二战后亚洲国家中第一个经历转型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转型是渐进式的。
中国在科学和军事等领域都有着卓越的历史成就，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在欧柏林学院的导师约翰·弥尔顿·英格是在毛泽东主席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以后最早访问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和他的妻子温妮·麦克亨利应该是在1977年或者1978年访问中国的。他们回到美国以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的导师用他精心制作的幻灯片向我们展示了那时候的中国，那个对于一代美国人而言都充满神秘而新奇的国度。因为当时的美国人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即便如此，就连我的导师都没有预见到，在他离开中国不久以后，中国便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并由此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历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社会学家对于中国的痴迷程度实际上超越了其他任何国家。因为中国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顾过去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为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望未来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探索新兴的工业化社会前进道路的可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无论是来自哪个领域的社会学家，他们的目光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很多年来，“你去过中国吗？”成了每一个人挂在嘴边的问题。对于历史社会学家，他们的问题是：1800年的英格兰和1830年的马萨诸塞与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情景一样吗？工业化期间的西方国家所经历的经济社会剧变也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样令人激动人心吗？对于关注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学家，他们的问题则是：未来的印度、加纳和秘鲁是不是看起来会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未来国家的工业化是不是会以中国现在的方式进行？它们是会以强大的政府作为行船舵手，还是会像我们原以为的那样，遵循市场的自由放任？它们是会由大公司领导，还是会像我们原以为的那样，由中小企业家领导？它们是不是同样不会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革命，还是会像我们原以为的那样，在革命之后消灭各种传统力量并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中国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很多社会学家，但是从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到1981年开始重新培养新一代社会学家，社会学在中国消失了近三十年。虽然1978年经济改革开启了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但是那时候的中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自己培养出来的社会学家，而这一状况在1981年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改变。截止到2008年，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就有大约6 000名社会学家，74个学士学位授予单位、87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16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现在这些数字就更大了。
在过去十年里，我曾多次到访中国。中国学者想要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工具去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那份热情和努力让我感到非常震撼。正如在这本书中出现的许多社会学家一样，我也有幸在过去的几年里受邀到中国的大学发表演讲，甚至开展教学，也有机会亲自见证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我很荣幸受到上海财经大学的甄志宏副教授（现任教于上海大学）、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武汉大学的周长城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典研究员的邀请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我知道有很多中国社会学家也在积极地从事这样的工作——邀请美国社会学家到中国访问、教学，并且组织学生和学者翻译这些美国社会学家的作品，其中很多位知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都出现在了陈龙的这本书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当代社会学的许多经典作品被引进、翻译到中国。许多学生也因此有机会当面聆听美国社会学家的演讲、与这些社会学家在课堂上讨论问题，以及阅读他们的作品。
我是在五年前访问武汉大学的时候认识陈龙的。随后在他读博士期间，我邀请他到哈佛大学访学。他到哈佛以后没几个月就带着他的新想法来找我。因为攻读社会学博士的缘故，陈龙对中国社会学和美国社会学都有所了解。和他同一代的很多学生也是通过与到访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交流、倾听他们的演讲、阅读他们的作品来增进对社会学的认识的。于是，陈龙就想借到访美国的机会采访那些他所熟悉的美国社会学家，从而对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究竟从哪里来，又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美国社会学家的成长轨迹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他想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对社会学有新的认识，更是希望通过拍摄视频并且把访谈内容结集成册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认识和了解社会学。
这看起来是个非常棒的想法。我想不仅规模日益庞大的中国社会学家会对这个想法有兴趣，即使对于美国社会学家同行来说，这一想法也同样有趣。我就记得有两个类似的访谈曾经对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个是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在 《经济学与社会学》那本书里采访了一批美国核心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社会学家，并给那些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阐释他们各自的观点，解释他们与其他人在观点上的相同或不同之处，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观点的原因，以及他们各自所认为的他们最核心的观点。最终通过访谈更加全面、细致和情景化地再现了两个学科的界限和联系，这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获得的。另一个是埃哈德·弗里德伯格针对20世纪60年代到2010年间出现的著名组织社会学家进行的访谈和拍摄，同样也是给这些人提供机会去阐释他们各自的研究，解释他们最初的动机，并且概括他们各自最基本的观点。那些视频着实令人着迷，因为意义的微妙差别正是通过视频生动地呈现出来的。那些访谈也让观众对于学科以及学科历史中的人物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
当陈龙说他打算利用8个月的时间去完成对20个美国社会学家的访谈时，我的确有点担心他是否能够如愿完成。如果借鉴斯威德伯格和弗里德伯格的经验，只提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并且打开摄像机的话，我想他或许可以做到，而且毫无疑问，他最终将收获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可是，他的时间真的够吗？那些美国社会学家都会接受他的采访邀请吗？行程安排和预算会有问题吗？
陈龙似乎从来没有表现出对他的计划能否实现的担心。也正是由于他的决心，我们现在得以有机会看到如此令人兴趣盎然的访谈，并通过访谈去了解：20位非常有趣的美国社会学家在他们各自领域追寻学术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他们来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发现了什么。陈龙通过访谈也展现了他自己作为社会学专业出身的采访者的才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要跟进什么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访谈资料的价值，部分来自于陈龙作为一个美国社会学的局外人身份，就像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和埃哈德·弗里德伯格一样。斯威德伯格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瑞典社会学家。毫无疑问，他的局外人身份让他的所有采访对象在面对他的时候都不得不从头开始说起。弗里德伯格则是一个来自欧洲的组织社会学家，他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同样数量的读者。陈龙也因为他的局外人身份获得了与斯威德伯格和弗里德伯格一样的效果。正如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本书中的社会学家也都没有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会对他们的研究领域十分了解，所以他们也都从最一开始谈起。这会让理解变得更加清晰和容易，因为受访的社会学家没有从一开始就假定他们的读者或者观众熟知他们所描绘的知识世界。
和大多数学科相比，社会学深受她所嵌入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的影响。和其他学科一样，社会学致力于通过普遍方法和认识论原则去发展一般性知识。但是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主义概论》、马克斯·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根据我们所在的环境选择我们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根据我们在社会中遇到的挑战和变革选择我们研究的问题。如果中国的社会学没有经历过中断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学肯定大不一样。问题是：今天的美国社会学还会对中国的社会学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我的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因为驱动中国学者致力于社会学发展的正是一直以来不断激励着社会学家的社会转型。尽管中国的社会学家从美国社会学中借鉴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经验影响的，但是这些理论和方法论工具在原有的基础上被那些致力于解决工业化问题、城市化迁移、阶级重构问题的学者们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当下中国在致力于理解和解决的。
弗兰克·道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