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与爱何干？


刘铁云（刘鹗，1857-1909）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创作的通俗流浪汉小说《老残游记》（1906-1907）素来被视为社会批评小说之一种，而在其书自叙中却专门围绕“哭泣”一事展开详述，不免令人费解：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作者笔名】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老残游记》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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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述刘鹗此篇自叙之前，我想先谈一谈人类学家苏拉米兹·帕特论述乡土中国情绪（emotion）文化建构的一篇文章。在该篇文章中，帕特将情绪在西方社会中的优越地位与中国以情绪的去价值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状况进行了对比。帕特不乏反思性地提醒我们，情绪作为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合法基础，是“我们”认识情绪时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一。我们相信，社会关系以情绪为基础得以建立与维系，任何一种没有以情绪真实性为根基的关系，都贫乏无力，而终将消解。因此，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努力，发起、维护并加强彼此间的情绪纽带，对个人感觉的表达与表现予以高度重视。治疗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便是这种倾向的一种典型体现，它的特点是持续而广泛地关注心理过程，对其“必须加以定义、解释、表达、分析、理解和利用”（1988，184）。感觉的表达被我们视为用以建立并更新社会关系的工具。诚与真的文化准则，让人们又必要使自己的内在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形式要求保持一致，否则便将面临虚伪的指控（另见阿布-卢赫德，1986；鲁兹和阿布-卢赫德，1990；桑内特，1992）。
反观中国文化，帕特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是说，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并非建立在个人情绪生活的基础之上。她承认，中国人拥有丰富的情绪生活，而且情绪与社会经验之间也的确存在某种联系。但关键在于，在中国，情绪并没有被视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生活现象，人们也不认为其有创造、保持、伤害或摧毁社会关系的能力。换言之，情绪经验没有产生形式化的社会影响。因此，中国的情绪更应站在“眨眼”（twitch）的层面上进行理解，而非“挤眼”（wink）的层面 （帕特在这里借用了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术语）。由此可得出一条重要的推论，即“诚”并不涉及内在感觉，而只要求对礼仪的恪守践行。于是，正当的社会行为只需符合一套在文化中共享的表达与行为准则即可，并不一定要与内在感觉保持一致（帕特，1988）。
下面，让我们回到《老残游记》。作者在自叙中详述“哭泣”，实属一种古怪的选择，而评论家们为此提出，在一个国难当头与社会动荡的时代，一位良知未泯的学者完全有理由感到悲伤。这种解释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却遮蔽了作者在哭泣与人性之间建立的根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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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云所持之言，正是帕特所认为的中国未有之义，即：情感在人类身份与群体的定义中占据的中心地位 。我们拥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通过哭泣这一动作，感觉到痛苦、悲伤与折磨，并对其做出反应，刘鹗正是用此种能力来衡定了人性的概念。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它将一切人性置于平等的地位之上，而不论其在社会与政治上的分隔。它是人类在为终极平等申辩之时永远可以诉诸的那一最小公分母。与此同时，情感又重新划定了社会等级与社会区隔，为规范人类社会的秩序设立了一种新的原则：感觉强度的大小与感觉真实性的程度高低。于是，一个人哭泣得越多，其人性便越伟大。又因为哭泣与“际遇之顺逆不与焉”，所以即便一个快乐的人在一个快乐的时代过着快乐的生活，他或她仍然必须以哭泣来证明自己拥有“灵性”，也就是人性。
帕特所持之论，基于她在乡民之间展开的田野调查，无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还是以民族志的视角观察，均有立足不稳之处。她所谓“【在中国社会】没有一种把社会结构建立在情绪纽带之上的文化思想”（1988，185），不仅抹杀了在帝国晚期兴起而活跃的情教（the cult of qing），还忽略了在二十世纪发生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情绪（或爱）经此成为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关键词。帕特将中国人的情绪生活简化为一系列的肌肉抽搐，即“眨眼”；刘铁云的这篇自叙作于“情”的本土话语和舶来的浪漫主义知识相遇之际，正可为此提供一例绝佳的反证。刘鹗的情感哲学，也不过是多元、异质而广延的情感话语之一种，这套话语覆盖着大量而广泛的文本，围绕着关于爱、感觉、欲望和同情等话题展开讨论，也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论题。
我在本篇导言的开端，并置呈现了一位小说家对泪水之力量的热情洋溢的赞美和一位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民情绪生活状态与地位的反思性观察，实无意于论证二者孰是孰非，而是意在突出并强调一种现代性的根本转变：以表达情感的术语重新定义个人身份与社会性的概念，换言之，即以情绪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从此种意图出发，则帕特对于中国乡民情绪文化建构的诸般见解仍不失其有效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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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提醒我们，爱的问题即便其在表面看来是如此的熟悉与自然，也不应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她的见解还促进了对一种文化语境的定义，在这一文化语境内，现代中国文学——在此也包括现代性的进程——必须在最为密切的层面上得到理解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