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的故乡。儿时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是清晨的天坛公园里遛早的人们、前门大街上鳞次栉比的老字号，还有骑自行车穿过的一条条狭窄僻静的胡同。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这座城市渐渐发生了变化，她变得越来越大、高楼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宽，许多记忆中的地方都消失了，不免让人有些伤感。
2002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每年寒暑假回国，都感叹于北京新的变化。其实，这些变化从未让我对这座城市感到陌生，我总是能在回来后的几天内迅速找到“北”——这大概是我们与故乡之间神奇的情感纽带。北京的很多变化着实令人惊艳，然而，也有一些变化，无论从一个市民还是从一个城市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都令我感到困惑甚至失望。
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我决心研究北京的城市保护：为什么这座古都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之前几个世纪都不曾有的巨变？城市空间形态变化背后的政治是什么？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北京，我选取了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城市与之进行比较。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有伟大的建筑。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载体，也是文化认同感的来源和城市性格的体现。如何处理好城市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每一座城市在传统与现代性的交锋中都不可回避的议题。我相信，将中国城市放置在世界城市发展的背景中，用历史的、全球性的视角来分析，更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如果说对北京的热爱、对城市的热爱为我的研究注入了无限的激情，并支撑我走完旷日持久、令人筋疲力尽的调研与写作之路，那么政治学的训练则赋予了我分析问题的工具和更宏大的理论视野。
城市政治学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城市化及二战后城市复兴过程中产生的城市政治问题激发了学术界对城市政治学、城市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并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很多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划时代的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挑战。作为一项立足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比较城市政治学研究，本书为长期以来以西方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政治学带来了理论创新。同时，我也希望书中的发现和跨国比较的视野对中国的城市研究及城市化进程有所裨益。
我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前辈、同仁和朋友的指教与帮助，请允许我在此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感谢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人士。这些热心人愿意与一个并不熟识的年轻人交谈，分享其经历与情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有些受访者还亲自带我去项目现场参观，使我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学术伦理的要求，我必须在本书中隐去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我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继续进行研究的动力。
本书英文版的初稿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论文。我要感谢我的导师Lynn White教授、Stanley Katz教授和Paul DiMaggio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六年时光里，他们给予我最好的学术支持和最有益的批评。同时，导师们向我展现了普林斯顿的宽容与学术自由，让我可以追随自己的兴趣，自由地探索城市政治学研究的不同方式，最终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品位。我同样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Michael Danielson教授、Jessica Trounstine教授、Ezra Suleiman教授、Susan Naquin教授和Gilbert Rozman教授，他们对我的学习和研究给予了悉心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本书英文版完成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政治学系任教期间。政治学系和其他院系的多位同事都对书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特别要感谢Dennis Judd教授、Anthony Orum教授、Robert Brueg mann教授、Dick Simpson教授和Andrew McFarland教授。作为一名城市研究学者，能够在芝加哥工作是一件幸运的事。作为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发源地，这里至今有着极其浓厚的城市研究氛围。来自芝加哥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城市研究学者每个月都会举办学术沙龙，我很荣幸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将芝加哥城市研究的薪火传承下来。
虽然本书英文版写作于我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时期，但对城市保护的兴趣则要追溯到我的本科时代。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许振洲教授、潘维教授、唐士其教授和关贵海教授，他们不仅带领我进入学术殿堂，也对我日后学术品位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许振洲教授，他广博的学识和煦煦春阳般的师教让我感受到何为名士风范。而许老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通与热爱更是最早激发了我对城市保护问题的兴趣。记得本科毕业那年的夏天，许老师带我们几个同学去位于旧鼓楼大街附近的竹园宾馆吃午饭，这个典雅幽静的小院历史悠久，以前是盛宣怀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在此居住。午饭后我们随许老师在胡同中漫步，听他讲述四合院的建筑沿革和对日渐消失的老北京城的惋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