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言/ 1战争的深层原因与直接原因/ 1
危机的界定/ 9
案例的选择/ 15
本书的结构/ 22
第一部分危机的起源
第二章敌意的合理化/ 25敌意的合理化/ 27
敌意合理化的策略/ 32
危机的另一种模式/ 43
第三章派生性危机/ 48
派生性危机的起源/ 49
派生性危机的政治/ 63
第四章边缘政策/ 68
边缘政策的目的/ 69
边缘政策的根源/ 73
承诺与机遇/ 100
第二部分危机政治学
第五章认知闭合与危机政治/ 119认知一致性和错误知觉/ 121
决策冲突和防御性规避/ 126
认知过程和决策病理/ 130
防御性规避和无意识冲突/ 136
案例研究: 七月危机/ 139
第六章错误知觉的来源/ 175
官僚机构的政治化/ 181
国内政治的首要地位/ 200
民族自我形象的角色/ 228
结论/ 263
第七章危机的背景/ 270
和平与战争之间: 国际危机的性质目录军事选择的多样性/ 274
对战略不利地位的恐惧/ 280
军事自信的程度/ 285
对战争的态度/ 291
对冲突不可避免的感知/ 299
预防战争与准备战争的悖论/ 310
第八章危机管理与超越/ 313
危机类型和危机结果/ 313
压力和危机决策/ 316
威慑的局限性/ 321
协调和控制的诸问题/ 331
危机管理的未来/ 342
第三部分危机与国际关系
第九章作为一种学习经历的危机/ 361危机和敌意的加剧/ 362
危机和敌意的改善: 法绍达危机/ 371
法绍达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 382
第十章结论/ 391
反驳“修昔底德陷阱”/ 391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本人研究国际关系的第一部著作的中文版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的学生、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一直是国际关系著作的重要读者群。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在世界上越来越自信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像所有大国一样,中国努力推进自身利益、获得他人应有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帮助塑造国际社会。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大国也更容易被拖入冲突当中,更有能力在军事上保护自己,同时也更可能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走向对抗。这就使得本书的主题——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受到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
每一场冲突都是特殊的,每一项外交政策也都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政治和组织背景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冲突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冲突之前的事态发展使得某些特定的反应更具吸引力和更为可行,相反,其他的反应则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和可行性。而且,这些冲突也绝不是孤立的,因为领导者都是从当时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国外和国内问题的角度来筹划他们的反应。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冲突和危机政策是极端依赖具体情势的。作为当前十分流行的冲突及其管理的理性主义视角,这只是一种不太“接地气”的理想模式,充其量只会对政策或分析的初步研究发挥一定作用。
然而,人并不是冰冷的计算器,而是有温度的情感动物。他们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情感的指导,而这些情感是他们反思的结果。当这些情感在危机情势下被激发时,正如领导者及其顾问所不可避免的那样,他们就更可能会受制于认知上的偏见。危机历史和战争的爆发表明,领导者常常缺乏对风险进行认真的评估,轻视风险对他们所承诺政策的影响,并且往往错误地判断对手的动机。这些是本书案例研究的主要发现。它们表明,领导者在弄清他者的目标和筹划上存在巨大困难,并一贯低估他们政策的风险。我在书中也对造成这一行为的政治和心理机制进行了探索。
和平与战争之间: 国际危机的性质中文版序言《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一书是1981年出版的,当时正值冷战的高潮期和中美建交后不久,学者们所能获得有关苏联和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非常有限。因此,我选择考察的一些案例在时间上都比较早一些,目的是为了能够重构对抗双方的考虑、筹划和政策。有关一战的新证据以及冷战后出现的苏美危机的证据都支持我在本书中的解读。这一点对于古巴导弹危机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是肯尼迪的年轻和表面上的优柔寡断促使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往古巴,同时又是肯尼迪的坚定决心迫使赫鲁晓夫把导弹从古巴撤出。事实上,苏联的证据表明,赫鲁晓夫绝对没有怀疑过肯尼迪的决心,他秘密地把导弹运往古巴,而非像卡斯特罗所希望的那样公开地运往古巴,是因为他相信如果公开将导弹运往古巴的话,肯尼迪肯定会拦截或击沉苏联运载导弹和核弹头的船只。赫鲁晓夫的顾问曾警告过他,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仍存在风险并有可能被美国人发现,但是他对这些人的忧虑置之不理。他对肯尼迪在土耳其部署导弹非常恼怒,想通过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来扯平。他还认为,把美国人暴露于核毁灭威胁之下将会使美国人屈服,从而逼迫美国人同意结束冷战。之前,肯尼迪在土耳其相应地部署了导弹,认为此举有助于遏制赫鲁晓夫。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s. 23. 可见,美苏领导人对彼此都产生了误判,从而挑起了一场他们都想极力避免的危机。
美国对古巴的海上封锁让苏联人的行动被迫中止,因为苏联人知道他们在这一地区冲突中处于军事上的劣势。苏联人在柏林方面具有军事优势,但他们并不想对柏林施压,担心此举可能会招致美国在古巴对苏联进行报复,从而使危机升级到无法控制。与此同时,肯尼迪也抵制住了军方的压力,后者要求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实施空袭以及入侵古巴清除卡斯特罗。由于双方都惧怕战争,并寻找方法让对方退让,所以危机最终解决了。赫鲁晓夫同意撤出古巴的导弹,而肯尼迪则承诺不入侵古巴以及在六个月内将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撤出。从这一案例看,示善(reassurance)相对于胁迫(compellence)则更为重要,并为美苏关系的后续缓和铺平了道路。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 4.这是我在考察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其他危机后为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重要参考经验。
如果中国读者觉得这本书有一定价值的话,那么也可能会对《我们都输掉了冷战》一书感兴趣。Lebow and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这是我与贾尼丝·斯坦(Janice Stein)于1994年合作出版的一本著作。该书在冷战后的最新证据之上重现了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大危机。我的最新一部有关冲突的著作《避免战争,缔造和平》,则拓展了我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中所提出的对于威慑的评论,并提出以“示善”这个概念作为冲突管理的策略。此外,该书还为冲突管理及冲突解决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思路。Richard Ned Lebow, Avoiding War, Making Peace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17).
理查德·内德·勒博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以及重重外部阻力与摩擦。习近平主席曾就当前世界变局提出“在自身壮大的前提下,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战略判断。本著作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关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一部经典之作,不仅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有着突出的理论贡献,也对外交实践发挥着重要的实证意义。
理查德·内德.勒博教授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目前是达特茅斯学院詹姆斯O.弗里德曼主席荣誉退休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政治理论教授。他是当今国际政治理论(建构主义)的领军人物,是研究冲突管理战略、冷战、政治与认同道德、科学哲学等问题的专家。
本书重点研究了一国何时蓄意通过武力推进其核心利益,何时又因误算而发动战争,以及哪些因素造成决策者误判他们行动的结果等诸问题。作者通过对历史上27个案例的研究,比较分析了国际危机的根源、政治和结果。
勒博通过对突发性国际危机的类型学研究,确认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危机。通过运用信息处理的认知和动机模型,他解释了危机管理中所特有的学习缓慢和指导不连贯性等特点。在书的最后部分,勒博审查了危机与国际危机深层次根源的关系。
本书的价值:本书是作者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后来成为危机管理和冲突管理领域的扛鼎之作,是国外危机管理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将心理学的感知等概念引入危机/冲突管理当中,既拓展了传统中的危机管理的现实主义视野,同时也是作者建构主义研究的一次理论试水。可以说,通过建构主义视角研究传统冲突与危机问题,是该书的重要理论特色。